全洗掉了。
他让沈鹤鸣把四府赋税总账从头到尾再念一遍。沈鹤鸣念得很慢，每念一笔，他就轻轻点一下头。念到松江府最后一笔的时候，他忽然开口问了一句话。
“沈道长，你说，咱家这一生，究竟算是好人，还是恶人？”
沈鹤鸣合上清册，没有马上回答。窗外的槐树被风吹得沙沙响，几片叶子从枝头落下来，飘在青石板上。他沉默了很久，久到魏忠贤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才开口。
“贫道不问好坏，”他说，“只论因果。公公在江南收的四十万两税银，变成了辽东的火铳，变成了陕西的番薯种苗，变成了忠义社的安家银。那些火铳守住了淤泥滩，那些番薯救了延安府的流民，那些安家银让死了爹娘的孤儿有口饭吃。这份因果，上天记着。贫道在玄妙观抄了半辈子经文，从来没见过哪本经书上写‘好人有好报’。经书上写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公公种了两年瓜，收了一季豆，账目对得上，龙门合得住。”
魏忠贤听完，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不是笑，是一种比笑更轻的东西，轻得像窗外的雨停了之后，最后一滴从屋檐上滑下来的水珠。他闭上眼，没有再说话。
这一生他从来没有跟上天求过什么。他这辈子不信神不信佛，只信手里的权力和腰间的刀。他知道自己做过太多恶事，不配跟上天开口。但今夜，他忽然想求一件事。求上天只记江南，不记司礼监。只记他在苏州玄妙观外立的那块海防捐石碑，只记他在松江关帝庙布下的忠义社暗桩，只记他在尹山大会上和复社士子签的合作契约，只记他批过的每一本税银清册上那行“进缴存该，合龙门”。那些年他在司礼监批过的奏疏、杀过的人、贪过的银子，求上天一笔勾销。
他把匕首从枕下摸出来，放在胸口。刀鞘上的“朱”字已经被磨得发亮。他这辈子当过小火者，当过秉笔太监，当过司礼监掌印，当过九千岁。最后两年，他只是一个催税的。但这个催税的老太监，用四十万两税银替自己还了账。
四月二十三凌晨，雨停了。
沈鹤鸣趴在床沿上打了个盹，醒来的时候发现魏忠贤已经停止了呼吸。他的手指还微微蜷着，像是握着一支无形的笔。嘴角那个不是笑的弧度，还挂在脸上。枕边放着一本合上的税银清册，清册底下压着一封封好的密奏，封皮上是他亲笔写的“绝密”二字。
沈鹤鸣跪在床前，磕了三个头。他想起魏忠贤刚才问的那句话，好人，还是恶人。他没有回答。但他在心里说了一句：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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