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感觉宽慰的是，他期待的罗斯福已着手安排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同重庆政府交涉中共问题。
他将目光从战报移向马歇尔信件的最后一页。
那里夹着一张便签，是马歇尔手写的一行字：“华莱士副总统将于六月访华，具体行程尚在安排中。总统嘱我转达，对中共战略价值的评估已列入外交议程。“
他的心跳不自觉地加快了几分。
看来他提出审视中共对美国战略重要性的建议终被重视。
那是去年冬天的事。史迪威在一份给华盛顿的绝密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华北敌后战场的形势。他派出的小分队带回的情报显示，中共领导的部队在敌后建立了广泛的根据地，动员了数百万民众，有效地牵制了数十万日军。而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华中节节败退，腐败和无能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如果我们继续把所有筹码押在国民党身上，“他在报告中写道，“我们可能会输掉整个中国。中共代表着另一种力量，一种更贴近民众、更有组织能力的力量。忽视这种力量，是战略上的短视。“
报告递交后，华盛顿沉默了很长时间。史迪威以为它已经被埋在某个档案柜的底层，没想到罗斯福总统竟然亲自过问了。
一旦交涉成功，他这边就将负责派员到延安展开工作。
延安。那个在国民党封锁线背后的红色首都，那个被重庆方面妖魔化为“土匪巢穴“的地方。史迪威从未去过，但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不少。他听说那里有廉洁的政府、高效的动员、识字运动和医疗改革。他也听说那里的领导人对美国持开放态度，愿意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框架下与西方合作。
“派员到延安“，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军事观察组，意味着情报共享，意味着可能的武器援助，甚至意味着更深远的东西——一种全新的对华政策，一种不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战略选择。
史迪威把烟嘴在弹药箱边缘磕了磕，抖落烟灰。他的兴奋不仅仅出于战略考量，还有一种更个人化的期待。
抛开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责任不谈，史迪威心底一直希望为中国，这个接触太久、已经生出很深感情的国家做点真正有益的事情，并弥补上次缅战的过失。
上次缅战。1942年的惨败。他率领中国远征军入缅，却在日军的迅猛攻势下节节败退，最终不得不穿越野人山撤回印度。那是一场灾难——数万中国士兵死在丛林里，死在疾病中，死在英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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