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块浸透了水的灰布悬在头顶。孟拱河谷的雨季总是来得突然，刚才还是闷热无风，转眼之间雨点就砸了下来。
又是个糟糕的天气，连日劳神已给他造成紧张压力。
他感觉太阳穴在突突直跳，后颈的肌肉僵硬如铁。过去两周，他每天睡眠不超过四小时，大部分时间花在地图前、电报机旁、或者和各部队指挥官的会议上。蒙巴顿的告状、马歇尔的警告、蒋介石的推诿、前线部队的伤亡……每一桩都是一根绳索，勒在他的神经上。
雨越下越大，从零星的几滴变成密集的斜线，打在阳台的铁皮顶棚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史迪威退后一步，站在顶棚的边缘下，看着雨幕在面前织成一道灰白色的帘子。
心中默念一声，接下来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还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留给后人评判去吧。
这句话在他心里回荡，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决绝。他想起年轻时在西点军校读过的那些战争史，想起那些名将们在决战前夜的心境。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的黎明，格兰特在维克斯堡的壕沟，潘兴在默兹-阿尔贡的指挥所……他们是否也曾这样站在雨中，听着远方的炮声，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是中国人的说法，他第一次听到是在昆明的一位老教授嘴里。当时他不以为然，认为那是东方文化的悲观主义。现在他懂了，这不是悲观，这是清醒。每一个“功成“的将军脚下，确实踩着无数白骨。问题在于，那些白骨是否死得其所？那场“功成“是否值得那些生命？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佛经里的句子，他在北平的寺庙里见过这幅对联。他不是什么信徒，但此刻，这句话给了他某种奇异的慰藉。如果必须要有一个人承担历史的重负，承担可能的误解和骂名，那让他来吧。他已经六十一岁了，这辈子该见的见过了，该经历的经历了。如果牺牲他一个人的名誉，能换来中国抗战的胜利、能换来数百万士兵少流一些血、能换来那个“现代中国“的一线曙光……
那这笔账，怎么算都是值的。
便触灭烟头。
他把玉石烟嘴在弹药箱边缘磕了磕，抖落最后一点火星，然后将烟嘴小心翼翼地收进胸前的口袋——那里还有一张褪色的照片，是他和中国士兵们在蓝姆伽训练营的合影。照片上的年轻人笑得灿烂，不知道战争有多残酷，不知道命运有多无常。
起身叫卫兵去把儿子小乔找来陪他下会跳棋，舒缓下紧张的神经。
“下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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