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言是被鸡叫吵醒的。
不是那种嘹亮的、中气十足的打鸣。是半嗓子卡在喉咙里、叫到一半突然断掉的哑鸣——像是那鸡自己也觉得，在这种地方打鸣实在没什么面子。
他睁开眼，发现自己趴在案几上睡着了。
脸下垫着一本翻开的奏疏，封皮上几个字被口水洇湿了半边。他直起腰，脊椎发出一连串嘎巴嘎巴的响声。
阳光从窗棂的破洞里挤进来，一道一道，落在夯土地上，把满地的灰照得纤毫毕现。
他还活着。
是李言。
还是李隆基。
这种感觉很奇怪。
他入睡前抱着万分之一的侥幸——也许一觉醒来，就回到了国家图书馆的阅览室。
后脑勺磕在瓷砖地上，管理员大姐蹲在旁边打120，他费力地睁开眼说“没事，低血糖”然后爬起来继续查那条该死的数据。
但现在他听见的是磨刀声和哑嗓子的鸡叫，闻见的是陈年积灰和湿木头混在一起的霉味。
膝盖上蹭的泥还在，干成一片灰白色的硬壳。指尖摸上去，粗粝的砂纸一般。
不是梦。
他深吸一口气，把那口气憋在肺里憋了三秒，缓缓吐出来。然后把案几上那本奏疏拎起来抖了抖。
是户部去年的秋粮清册，蝇头小楷写得密密麻麻，数字他扫了一眼就知道不对——安禄山在范阳屯了多少粮？
这上头写的数目跟实际数目差着三成不止，但清册最后签着杨国忠的朱笔批红：已核。
已核。
李言看着这两个字，忽然想笑。
昨天之前他还是个被论文逼疯的博士生，为了找杨国忠截留粮草奏报的证据翻烂了所有能翻的史料。
现在证据就在他手里，沾着他的口水，皱巴巴的。
但他已经不需要写论文了。
他把清册丢在案上，站起来。
腿麻了。
左腿从小腿到脚趾头完全没了知觉，像绑了截木头。
他扶着案沿等了片刻，等那一阵针扎似的刺痛过去，才一瘸一拐地走到门边，推开门。
外面的光猛地涌进来，刺得他眯起眼。
六月清晨的天是一种闷闷的白，像一块洗旧了晾在竿上的布。
驿站的院子里，禁军士兵们三三两两蹲着，有人在啃干饼，有人在用破布擦刀，有人靠在墙上打盹，嘴张着，能看见后槽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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