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些话题跟两人交流。她会用带着缅甸口音的英语问托尼：“你来自美国哪里？“或者“你吹的号声很好听，前天晚上又响了吗？“
托尼每次在这个时候，便会像被审讯的俘虏一样，站得笔直，双手紧贴裤缝，结结巴巴地回答：“呃……夏威夷……就是……一个岛，草裙舞，你知道不，草裙舞，也不对……“然后大脑一片空白，眼睁睁看着对话像一条断线的风筝，飘向无影无踪的天空。但聊不了几句，护士又得忙着去照顾其他伤患——那边又在喊“护士！护士！他出血了！“，她只得歉意地笑笑，转身快步离去，留下托尼站在原地，像一尊被傻乎乎的立体雕塑。
医院的工作节奏是极其忙碌的。即便每天都有飞机带些伤病员回利多总医院，密支那野战医院依旧人满为患。C-47的引擎声从早响到晚，像一种残酷的、永不疲倦的节拍器。担架兵们将那些还能走动的、或者已经奄奄一息的人抬上飞机，机舱门一关，又有一批新的伤员从吉普车上卸下来。床位永远不够，竹床、门板、甚至铺着稻草的泥地都成了病床，伤员的**和梦呓在雨声中交织成一首地狱般的安魂曲。
托尼蜗牛般的追求计划在来来去去的伤病员群里早就不是秘密，于是不管新伤员还是老伤员，这事在大家口头上传来传去，来来往往的病号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大家也都只有干看着，很替他着急。那些美国大兵们恨不得亲自上阵替他把话说出口，中国士兵们则用一种看戏的心态，在疼痛的间隙里寻找着这出爱情喜剧的乐子，也期待这场青年人的故事能够有个圆满而美好的结局，甚至这对年轻人成了野战医院比止痛药还更有用的安慰剂，让大家能够暂时忘却身体的痛苦，寻找到一丝属于人世间的真实而美好的快乐，也会在瞬间让大家感到自己活得还像个人，激发起一些忍受痛苦，配合治疗并活下去的勇气。
今天，旁边一个看不过眼的中国年轻人干脆忍无可忍的大着嗓门对他说：“你就不能直接写封情书，说明白一切？写不来我帮你写！“那声音洪亮而清脆，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池塘，惊得周围几双眼睛都转了过来。
托尼瞪圆了眼睛，像一头被激怒的小牛犊：“情书还要你帮我写？你谁呀？“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挑战，脸颊涨得通红，手不自觉地摸向胸前的军号，仿佛那是他唯一的武器。
他不知道这个浓眉方脸的人打哪来的，又不是伤病员。那人约莫二十五六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浅蓝色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露出结实的小臂，下身是卡其布军裤，脚蹬一双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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