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医生说梅里尔身体状况很糟糕，不适合再在前线呆下去。
西格雷夫直起身，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擦脸上的雨水和汗水。他的声音低沉，像一位正在宣读判决的法官：“必须立即后送。再有一次，我救不回来。“
情况明了。
夹在中间既理解中国人也同情老同学的亨特，朝布林德耸耸肩。
“拉姆斯，“他说，声音里带着一种疲惫的、近乎哀求的恳切，“只有你才能劝他回去了。“
待到傍晚，雨过天晴。那不是真正的“晴“，而是云层裂开了一道缝隙，露出背后灰蓝色的天幕，像一块被洗过但还没晾干的天空。夕阳从缝隙中倾泻下来，照在西机场的跑道上，反射出湿漉漉的、近乎刺眼的光。
布林德和亨特一起把心情糟糕透顶的梅里尔送上一架专门过来接他的侦察机。
那是一架L-5“哨兵“，单发，双座，机身小得像一只蜻蜓。飞行员是个年轻的德州小伙子，脸上还带着青春痘，看见梅里尔被担架抬过来，赶紧跳下座舱帮忙。
梅里尔醒了，但眼神涣散，像一位正在从深水中浮上来的人。他抓住布林德的手，手指冰凉而无力，像几根被水泡过的树枝。
“拉姆斯，“他的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告诉我……火车站……救出来了吗？“
布林德没有回答。他不知道答案。欧阳爵的两个报信兵说“还在坚守“，但那是四小时前的消息。现在呢？日军在进攻吗？中国军队在突围吗？还是……已经不存在了？
“弗兰克，“布林德说，握紧那只冰凉的手，“你先回去。活着。这是命令。“
梅里尔的嘴角扯出一个微笑，虚弱而苦涩。他松开手，被抬进座舱，像一袋被精心包裹的、易碎的瓷器。舱门关闭，引擎启动，螺旋桨搅动着潮湿的空气，发出低沉的轰鸣。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加速，拉起。亨特和布林德站在跑道边，望着那架小小的飞机消失在云层的缝隙中，像一颗被吞没的银色石子。
然后，两人坐在跑道边一根木栅上。
那木栅是工兵用来标记跑道边缘的，一端埋在土里，另一端露出地面约半米高，表面被雨水泡得发黑，长满了苔藓。他们并排坐着，肩膀之间的距离大约一英尺，像两位正在等待末班车的陌生人，又像两位共同经历过太多、已经无话可说的老友。
两人都抽着闷烟。
亨特抽的是骆驼牌，布林德抽的是从梅里尔那里“借“来的幸运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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