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参谋长轮番来劝，都被他骂了出去。他知道这样很孩子气，很不像一个统兵万人的师长，但他需要这三天——需要这三天来让自己从愤怒中冷静下来，来想清楚一些问题。
比如，这场仗到底该怎么打？比如，这些弟兄的命到底值不值？
这会一个卫兵在军帐外报告，声音压得极低，像是怕惊扰了什么：“报告师座，孙师长来访。“廖耀湘翻身坐起来，下意识地去摸眼镜，手指触到床头的角质框眼镜时顿了顿。他低头看了看自己——三天没换的军装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领口沾着泥渍和汗碱，裤腿上还留着前几天去前线时溅上的血迹。头发乱得像鸟窝，胡子拉碴地爬满了半张脸。
“请……“他嗓子哑得厉害，清了清才道，“叫卫兵赶紧请入。“
话音未落，帐帘已被掀开。戴着新式M1美制钢盔，一身戎装的孙立人弯腰走了进来。即使在低矮的军帐里依然保持着军人特有的挺拔，钢盔下的脸庞清瘦，眼窝深陷，显然也是多日未得好眠，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沉稳。
两人无需多礼。
从税警总团到远征军，从缅甸撤退到印度整训，他们相识多年，早已是过命的交情。在这个充斥着派系倾轧、互相拆台的国民党军圈子里，孙立人和廖耀湘是少有的异类——他们都曾留学国外，都主张军队国家化，都看不惯那些喝兵血、刮地皮的同僚。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还保留着某种在这个时代显得奢侈的东西：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以及对士兵生命的珍视。
孙立人放下钢盔，目光在帐内扫了一圈：凌乱的地图、堆积的空饭盒、满地的烟蒂，还有行军床上那个形容憔悴的人。他没有露出惊讶或责备的神色，只是拿了个杯子，径直从炮弹箱改成的桌上摆的一个铁皮罐中挑出两勺奶粉，兑上热水喝了一大口。
奶粉是美军配给的物资，在这前线属于奢侈品。孙立人喝得很大声，“建楚兄，“他放下杯子，拖了一张竹编椅子坐到廖耀湘面前，椅子腿在泥地上划出两道浅痕，“我刚去过前线，顺便看了你师的状况，还是先撤下来吧。“
他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讨论明天的天气，但廖耀湘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在史迪威“只许前进不许后退“的死命令下，主动撤退意味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孙立人这是要替他扛雷。
“我去给乔大叔请命，“孙立人继续道，手指轻轻敲击着杯沿，“调个团上去把你们一线的弟兄先替下来。你师的伤亡太大了，军官损失近半，再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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