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的虚妄，照出了“大东亚共荣圈“口号背后的血腥与荒谬。
他随后下令队伍集合，向5人跳崖的地方鞠躬致敬。这个命令让在场的军官们面面相觑，但军纪让他们不敢违抗。源藏站在最前面，深深地弯下腰，额头几乎触到膝盖。他不是在向敌人致敬，而是在向一种他刚刚理解却无法企及的精神致敬。当他直起身时，脸上已经泪流满面。士兵们以为他是为阵亡的部下悲伤，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是为了一个正在死去的自己。
从那后，水上源藏对中国军人有了重新认识。他不再称他们为“支那兵“或“土匪“，而是在报告中使用“敌军“这个中性的词汇。他开始阅读缴获的八路军宣传品，那些粗糙的油印小册子里，有“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有“官兵一致“的原则，有对日本侵略者的控诉，也有对和平的渴望。他发现自己竟然能够理解这些文字背后的情感，因为它们与他从小学习的儒家经典有着某种隐秘的共鸣。
他对过往杀戮行为莫名厌倦。这种厌倦不是突然的顿悟，而是像霉菌一样缓慢生长。他开始做噩梦，梦见那些死在他命令下的面孔，梦见燃烧的村庄，梦见悬崖边那个年轻士兵悲悯的眼神。他在作战会议上变得沉默，在制定扫荡计划时显得犹豫。当部下献上缴获的战利品时，他不再感到喜悦，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他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是“护持正道“的武士，还是制造地狱的帮凶。
他后来在作战中态度十分消极。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中，他故意放慢了部队的推进速度，给八路军留下了转移群众的时间；1943年的一次围剿行动中，他借口地形不利，取消了原定的夜袭计划。这些行为没有逃过上司的眼睛。在日军华北方面军的内部会议上，有人指责他“作战意志衰退“，有人怀疑他“通敌“，还有人嘲笑他“被几个跳崖的疯子吓破了胆“。
他的举动引来上司不满，一路擢升的势头戛然而止。他原本被视为方面军司令部的明日之星，有望在最年轻的中将名单上占据一席之地。但现在，他的档案里多了“思想不稳“、“指挥消极“的评语。1943年冬天，一纸调令将他调离华北，前往遥远的缅甸战场。名义上是“荣升“为步兵团长，统管三个步兵联队，实则是明升暗降的流放——缅甸的丛林是帝国陆军的坟场，而他已经四十有五，不再年轻。
半年前，他被明升暗降调任到缅甸方面军，任第56师团名义统管三个步兵联队的步兵团少将指挥官，实则干些侵扰扫荡之事。在腾冲的这几个月，他指挥过对滇缅公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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