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国的冰天雪地里，他学会了如何用地雷和铁丝网封锁村庄；在热河的丘陵地带，他指挥过“三光作战“的试点——杀光、烧光、抢光。他记得那些燃烧的房屋发出的噼啪声，记得妇女们凄厉的哭喊如何在山谷间回荡，记得士兵们从民宅里拖出粮食和牲畜时脸上那种贪婪而麻木的表情。但他从不允许自己沉浸在这些细节里。他告诉自己，这是必要的代价，是“大东亚共荣圈“诞生前的阵痛。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引用《孟子》：“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他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义的，至少是为了更宏大的正义。
参与多次对晋察翼边区的大规模清剿作战，战功显著。1940年的“百团大战“后，他因成功突围并反击八路军而被授予金鵄勋章。他在作战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如何使用毒气弹攻破八路军的土造堡垒，如何在追击中将逃跑的“匪徒“用机枪扫射在河滩上。他的字迹工整，措辞严谨，仿佛只是在陈述一场军事演习的数据。每当有参谋官流露出对屠杀的犹豫，他就会冷冷地引用《六韬》：“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他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军人，更是一个战略家，一个深谙中国古典兵法的现代武士。
他极度看不起中国人。这种蔑视是根深蒂固的，像一层坚硬的铠甲包裹着他的良知。在他眼中，中国人是孱弱的、分裂的、缺乏武士道精神的劣等民族。他曾在太原的宴会上当众嘲笑阎锡山的妥协，在北平的军官俱乐部里讥讽蒋介石的“消极抗战“。他见过太多投降的士兵，太多在刺刀下颤抖的平民，太多为了活命而出卖同胞的维持会长。这些景象印证了他的偏见：这是一个需要日本来拯救和教化的民族，就像历史上中华文明被蒙古和满清征服后反而获得新生一样。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是来当这个“征服者“的，是来当这个“拯救者“的。
然而前年秋天，在河北易县地区一次扫荡行动中，当时担任日军第110师团第110联队长的水上源藏，带队向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分军区司令部发起进攻。那是1941年9月，华北的秋天来得格外早，狼牙山的枫叶已经红得像血。他的部队在黎明时分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搜索前进。情报说八路军的主力已经转移，只留下小股部队掩护。他骑在枣红色的东洋马上，马靴锃亮，军刀在腰间晃荡，心中充满了猎手般的兴奋。
与第1分军区老一团展开对战。战斗比预想中激烈。那些穿着破衣烂衫的八路军士兵，在悬崖峭壁上构筑了巧妙的工事，用简陋的步枪和手榴弹一次次打退日军的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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