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原来，朝廷连年用兵，军费紧张，便向商户赊购粮草、布匹，却迟迟不付货款，导致商户资金链断裂，甚至有人上吊自尽。皇帝得知后，下诏“抚恤商户，偿还欠款”，但国库空虚，仅拨付了少量银两，杯水车薪，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商户们依旧怨声载道。
财政危机愈发严重，天受九年二月，户部尚书方钝捧着账本入宫，向皇帝哭诉：“太仓银库岁入仅二百万两，而岁出常达四五百万两，如今库存已不足十万两，连下月的军饷都无法拨付。”方钝随即提出七条改革措施：改革盐法，增加盐税；追征地方欠赋，严惩偷税漏税；裁革冗费，削减宫廷开支；鼓励垦荒，增加田赋；整顿漕运，节省运费；核查军籍，淘汰老弱士兵；发行纸币，缓解银荒。
然而，这些措施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尤其是“裁革冗费”一条，遭到了后宫与宗室的反对。皇帝马铭文虽有心改革，却忌惮各方势力，最终竟斥责方钝“危言耸听，扰乱朝纲”，将其革职留用，改革之事不了了之。
天受九年三月初，朝堂之上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翀、董传策三人联名上疏，弹劾严嵩父子“贪贿乱政、败坏边防、结党营私、陷害忠良”。他们在奏折中列举了严嵩父子的数十条罪状，包括“收受地方官员贿赂数百万两”“克扣军饷导致边军哗变”“诬陷沈炼、王忬等忠臣”等。
这道奏折如同一颗惊雷，在京城炸开。严嵩父子得知后，立即在皇帝面前哭诉，称三人“受人指使，恶意诬陷”。此时的皇帝虽已察觉到严嵩的专权，却因严嵩党羽遍布朝野，暂时无法撼动其地位，最终竟将吴时来、张翀、董传策三人打入大牢，不久后发配充军。三人虽遭贬谪，却赢得了朝野上下的敬重，被称为“戊午三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三月中旬，大同总督杨顺、巡按御史路楷因“御寇无方、杀民冒功”被弹劾下狱。原来，杨顺在镇守大同期间，面对蒙古骑兵的劫掠，不仅不敢出战，反而纵容士兵杀害无辜百姓，割下首级冒充军功。此事被人告发后，皇帝震怒，下令将杨顺、路楷斩首示众。
与此同时，兵部尚书许论因“指挥失当，导致边境失守”被削职为民；巡抚蓟镇的兵部侍郎吴嘉会因“修筑边墙偷工减料，导致城墙坍塌”被逮下狱。一时间，朝堂之上风声鹤唳，官员们人人自危，吏治整顿初见成效。
三月末，福建巡抚阮鹗的罪行败露。原来，去年海寇犯福州时，阮鹗竟以十万两白银贿赂海寇，使其退兵，还送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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