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紫英回国的消息，是孟晓渔第一个知道的。
那天孟晓渔在剪辑房熬了个通宵，凌晨五点才爬上床，刚合眼就被手机震醒了。她摸过手机，屏幕上是一串境外号码，归属地显示冰岛。孟晓渔的瞌睡当场就醒了——她在冰岛没有熟人，除了那个每年圣诞节寄一包火山石回来的人。她接起电话，那头的声音隔了七千公里，有点失真，但语气还是老样子，不紧不慢的，像在念一首翻译得不太顺溜的北欧诗歌。
“晓渔，我要回来了。”
孟晓渔从床上弹起来，被子掉在地上，她没捡，光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张了半天嘴，最后只憋出一句：“你他妈的还知道回来？”薛紫英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很轻，像冰岛极夜的雪花落在火山岩上，转瞬就化了。“下周三到。帮我订个房间，不用太好，干净就行。”“住我家。”“不了，你那工作室堆得跟案发现场似的，我住酒店。”
孟晓渔握着手机，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想起四年前那个春天，薛紫英站在国际航站楼的安检口，穿一件灰色的长款风衣，领口别了一枚小小的银色胸针，看起来像是某种北欧风格的图腾。她没有回头，过安检的时候甚至没有停顿。只有那件风衣在转角处飘了一下，像一只收拢翅膀的候鸟，然后就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线里。
四年了。四年里薛紫英没有发过一条朋友圈，没有回过一条微信，只在每年圣诞节寄一个包裹过来。包裹里永远是一块火山石和一封信。信不长，一页纸，用钢笔写，字迹工整得像是练过字帖。信的内容永远在描述冰岛的天气和极光、海鹦和地热温泉、漫长的极夜和更加漫长的极昼，唯独不写她自己过得怎么样。孟晓渔每一封都收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攒了四封，按日期排好，用一根牛皮筋扎着。
挂了电话，孟晓渔坐在床边发了好一会儿呆。然后她拿起手机，给苏砚发了条微信，只有四个字：“她回来了。”
苏砚收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公司开董事会。屏幕亮了一下，她低头瞄了一眼，然后——据当时在场的CFO事后回忆——“苏总盯着手机看了整整五秒钟，脸色没什么变化，但她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三下，那个频率我们都没见过。然后她抬起头，宣布会议暂停十分钟。”苏砚走出会议室，站在走廊的落地窗前，望着楼下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流，把孟晓渔那条消息来回看了三遍。然后她给陆时衍打了个电话，接通之后只说了四个字：“紫英回来。”
电话那头的陆时衍正在翻阅案卷。他的手指停在某一页的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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