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块地方有一个被反复折叠又摊开的折痕，折痕里的字迹已经模糊了，像是被人用指尖摩挲过无数次。他合上案卷，靠在椅背上，窗外的阳光刚好落在他书架上那个相框上。相框里的照片是三年前拍的，银杏树下，两个人，背景是电子科大老校区的红砖墙。他看了那张照片一眼，然后对着电话说：“我知道了。需要我去接吗？”
“不用。”苏砚说。
“好。”陆时衍说。
然后两个人都沉默了。沉默里有一桩往事，谁也不愿先提。四年前薛紫英离境的时候，陆时衍没有去送。不是不想送，是薛紫英不让他送。她在电话里说了两句，一句是“别来”，另一句是“对她好一点”。陆时衍放下电话，在办公室里坐了一整个下午。他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旧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一些过了期的法律文书和一封毕业典礼的邀请函，还有一张薛紫英站在律所门口的照片，背后写着一行日期，字迹已经褪成了淡灰色。他没看那张照片，直接把信封重新封好，放到了柜子最底层。
周三下午，孟晓渔开着一辆脏得看不出本色的吉普车去了机场。苏砚坐在副驾驶，后座空着，留给薛紫英和她的行李。两个人在车上几乎没说话。孟晓渔拧开收音机，调了几个台都是广告，干脆关了。车里安静得只剩下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和雨刷器偶尔划过挡风玻璃的声响。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有人在天上筛水。
机场到达厅里人不多。孟晓渔举着一张用A4纸手写的接机牌，上面写着“薛老板归国视察”几个大字，字是用马克笔涂的，歪歪扭扭，最后一个“察”字还写错了又涂掉重写的。苏砚站在她旁边，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站得笔直，表情淡得像一杯放凉了的白开水。
薛紫英推着行李车出来的时候，孟晓渔差点没认出来。她比四年前胖了一些，脸上的棱角磨圆了，皮肤被北欧的风吹得有些粗糙，但眼睛没变——还是那双黑亮的、沉静的眼睛，看人的时候会先微微眯一下再定住，像一只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飞回来的候鸟，在确认这片陆地是否还是当年记忆中的那个形状。她穿了一件深蓝色的棉麻衬衫，袖口挽到小臂，脚上是一双看起来很旧但很干净的帆布鞋。
孟晓渔手里的接机牌“啪”地掉在地上。
薛紫英推着行李车走到她们面前，站定。三个人面对面，隔着一辆行李车和一整个四年。然后薛紫英开口了，语气就像她只是去冰岛出了一趟短差：“冰岛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冷。风大，但雪不厚。”孟晓渔骂了一句脏话，然后张开胳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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