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0年香港电影工业,最熟悉的白噪音。
这一年香港拍了140部电影,其中103部是武侠、恐怖、喜剧。
37部里,还有30部是风月片。
只有三部,只有他们的南洋三部曲,在拍一段没人想听的历史。
张国荣轻轻推开谭咏麟,递给他一瓶水。
然后转向周慧芳,声音平静得可怕:
“音乐部分也不能砍。顾老师设计的三十五人大编制交响乐团,要融合甘美兰、古筝、南洋打击乐,这不是单纯为了排场的热闹,这是历史的声音。你砍掉甘美兰,就等于砍掉了南洋的灵魂;你砍掉古筝,就等于砍掉了华人漂泊的乡愁。周总监,我们不是在拍电影,我们是在打捞沉船。沉船里的每一样东西,都不能少。”
周慧芳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
只是低头合上了黄色文件夹。
赵鑫就在这时推门进来,手里拎着深水埗陈伯糖水铺的保温桶。
他看起来一夜没睡,但眼睛很亮,像淬过火的刀。
“资金缺口,我来解决。”
他把保温桶放在桌上,打开盖子,芝麻糊的香气,混着药材味弥漫开来。
所有人都看向他。
“但有个条件。”
赵鑫一边分碗一边说,“这部电影的亚洲首映,不在香港,在新加坡。”
许鞍华皱眉:“为什么?香港才是我们的根基。”
“因为新加坡比香港,更需要这个故事。”
赵鑫把第一碗芝麻糊,推到许鞍华面前。
“1965年新加坡被踢出马来西亚联邦,李光耀在电视上哭了。一个连喝水都要靠邻国的岛国,被迫独立。那些选择留下的华人,用一代人的时间,在废墟上建起了今天的新加坡。”
他环视每一个人,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钉进空气里。
“他们需要知道,自己从何而来。需要知道,为什么他们的父辈,当年选择留下来建设,而不是像蔡国维那样回国打仗。《故土之心》要回答的,就是这个‘为什么’。所以首映要在新加坡,要让建国那一代人,在电影院里,看见自己的故事被郑重地、完整地、不带偏见地讲述。”
黄沾怔住了,他缓缓坐回椅子上,抓了抓乱糟糟的头发。
“所以,我们拍的不是悲情史,是选择史。有人选择牺牲,有人选择建设。两种选择,都是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华人如何有尊严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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