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创造新的潮流？
现在他明白了。
复兴，不是回到过去某个完美的状态。
时移事异，那种状态根本不存在。
复兴是新加坡式的：
承认伤疤，承认屈辱。
承认“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曾真实存在过。
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用一代人、两代人的拼命。
建起一个让子孙后代，不用再看见那块牌子的地方。
“导演。”
赵鑫放下豆浆，“您想怎么拍这种‘修补’？”
托纳多雷转过身，眼睛里有种猎人发现猎物时的亮光。
“三条线并行。”
他在白板上，画下三条线：
“第一条线：1938-1945，南洋青年回国抗战。这是李小龙的‘虎头’，用最激烈的方式反抗。”
“第二条线：1945-1965，幸存者与等待。这是黄月萍式的‘等待’，用一生去铭记。”
“第三条线：1965-1980，新加坡建国。这才是真正的‘尾巴’，用建设回答当年那个问题：‘如何亮？’”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低沉。
“电影最后十分钟，我要拍一个蒙太奇。1965年李光耀的眼泪，接1980年新加坡的摩天大楼；1938年‘华人与狗’的牌子，接1980年新加坡宪法里‘种族平等’的条款；南洋先辈墓地的荒草，接新加坡整洁的组屋区。”
“然后打出一行字：有些问题，需要一代人用牺牲来问，另一代人用建设来答。”
食堂里，久久无人说话。
谭咏麟第一个打破沉默，声音有点哑：“导演，那我的演唱会？”
“你的演唱会，不该叫‘记忆邮局’。”
托纳多雷看向他，“应该叫‘建设者之歌’。观众进来不是写信给过去，是写下他们想在香港建设什么？建设一个怎样的娱乐产业，建设一个怎样的文化生态？唱完歌，这些信收集起来，不是寄往南洋，是贴在红馆外面的‘建设墙’上。”
张国荣轻声说：“那我的独白演唱会，就不该在仿制的空屋里办。应该在正在建设的地盘上。观众戴安全帽进来，我穿着工装唱歌。唱的是修补，更是建设。”
黄沾已经抓起笔，在餐巾纸上狂写：“歌词要改！最后一段不能是‘枝头尽数向北张’，要改成，”
他边写边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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