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子来了,我开枪,打死了两个。然后被围住,脸上挨了一刀。”
他说得很简单。
但林征能想象那个画面:一个年轻的警察,在所有人都逃命的时候,选择坚守岗位,开枪反抗。
“你……不害怕吗?”林征问。
“怕。”吴刚说,“但穿上这身警服,就得对得起它。我爹是警察,我爷爷也是警察。我们家三代人,都在南京当差。不能到了我这儿,给祖宗丢脸。”
林征记下来。
写完后,他问:“你有什么话想说?”
吴刚想了想。
“就写:如果后人当警察,记住,警察的职责是保护百姓。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跑,不能躲,不能把百姓丢给敌人。”
林征写下来。
写完后,他把账本给吴刚看。
吴刚看了,点点头:“值了。”
又一个说“值了”的。
一条命,一道疤,一个选择。
只要有人记住,就值了。
第三周:声音
账本写到了第七十三页。
林征的腿好多了,可以拄着拐杖慢慢走。他开始在安全区里走动,收集更多的故事。
他走到妇女收容所。
那里挤满了女人和孩子。有的失去了丈夫,有的失去了父母,有的失去了孩子。
她们看见林征手里的账本和铅笔,眼神很复杂——有好奇,有警惕,有期待,也有绝望。
“你在写什么?”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问。她叫周秀英,丈夫是中学老师,城破时被杀,她带着八岁的女儿躲进安全区。
“写南京的故事。”林征说,“写活着的人的故事。”
“写这些有什么用?”周秀英的语气很冷,“我丈夫死了,我爹娘死了,我兄弟也死了。写下来,他们就能活过来吗?”
“不能。”林征说,“但至少,能让后人知道,他们曾经活过。”
周秀英盯着他,盯了很久。
然后突然哭了。
不是嚎啕大哭,是无声的流泪。
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一滴,两滴,三滴。
“我丈夫……叫陈文远。”她终于开口,“三十四岁,在南洋中学教国文。他喜欢写诗,最喜欢杜甫的‘国破山河在’。他说,只要山河还在,人就有希望。”
“十二月十二日晚上,他还在备课。我说:‘别备了,鬼子要进城了,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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