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道言官展现了自己的灵活性,绝大多数的科道言官,都不是骨鲠正臣,他们会权衡利弊,会思考得失,会犹豫不决,而不是像沈鲤那样,连上四封奏疏反对。
科臣第一次展现灵活性是明明是事实,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实,但缺乏记载,缺少文书,情况不明,没有足够证据,生怕陷入诬告反坐的窘境之中,不敢顶上去,而是去寻找那个抄书抄漏的人。
第二次就是叶向高了,弹劾叶向高,把叶向高劾倒了,就要有人去顶替叶向高去吉林,这年头,去吉林开拓,和流放没有区别了。
沈鲤就不够灵活,不对的时候,他就会说,会反对,而不是权衡利弊得失。
从谭纶病故至今,每一位重臣离世,朝臣们明知道皇帝会力保这些重臣的身后名,但他们还是会试。
试探皇帝的反应,试探风力舆论,之所以要试探,是因为利益实在是太大了,只要能把这些大臣们变成恶人,那么正义的一方,就可以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继承遗产了。
比如徐阶扳倒了严嵩后,就要通过搞胡宗宪的方式,把严嵩彻底定为奸臣,然后把严嵩的严党、门生故吏、掌控的政治、经济资源,全都弄到自己的手里。
至于徐阶和严嵩到底谁更加奸,对江山社稷的危害更大,在政斗里,反而不那么重要。
朱翊钧个人认为,徐阶比严嵩更奸,严嵩作为首辅,东南平倭、西北拒虏,虽然百般困难,但还勉强维持住了局面,甚至东南平倭以大明胜利而告终。
徐阶做了首辅,除了贪银子,搞争斗,就没干别的。
但这种试探,其实不多,科臣们又不是蠢,他们相当清楚有些大臣,只能阴阳怪气,有些大臣,可以彻底搞臭。
比如王崇古这个奸臣,他一死,就失去了所有的利用价值,朝臣们对王崇古的攻讦,就不会有危险,因为王崇古犯下的是僭越之罪。
皇帝不方便也不能出面过分回护,所以只好让匠人下山。
比如凌云翼这个杀星,他犯下了杀戮和破坏秩序的罪孽,善战者服上刑,尤其是掀了兖州孔府,更是对秩序的一种挑战。
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斗争,在皇帝的允许范围之内。
谥号确定,凌云翼安葬在了金山陵园,这件事就彻底的画上了休止符。
科道言官们斗来斗去,发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那就是他们这一切的斗争,都是围绕着次要矛盾在进行,次要矛盾就是成功,其实也是片面。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