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英伦三岛，整个欧洲大陆的资本以及制造产业都已尽可能迁移去了美国这个最大的避风港。西门子、克虏伯、雷诺、菲亚特——那些欧洲工业的骄傲，要么在轰炸中化为废墟，要么正在将图纸和设备装箱运往新大陆。欧洲数百年来靠殖民掠夺以及工业革命以来攒下的家底，才几年时间就接近被掏空。
凯恩斯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他不是政治家，他只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可以用数学模型预测失业率，可以用乘数效应解释政府支出，但他无法阻止一个国家、一个帝国、一个文明的衰落。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势已去，却又无能为力。
“你说的我不太懂，“凯恩斯想就此打住话头了。他的声音有些干涩，像是一张被揉皱的纸，“相对政治问题，我只关心经济。“
这是撤退，是防线被突破后的战略转移。他不想再听下去了，因为每一个字都在撕扯他作为英国人的自尊。
“当然，您可以不关心那些。“夏洛克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一些，像一把收鞘的刀。但他的下一句话，却比任何锋利的刀刃都更致命，“但应对大英帝国的衰落，老师可能要从其他角度劝说您的首相大人早作准备了。“
夏洛克说着，左手托着右手，举起酒杯。这是摊牌的姿态，也是最后通牒的姿态：
“尽早赞同我们的方案，可以替你们争取更多合作份额，为未来转身预留下充裕的空间。“
夏洛克清楚，要让凯恩斯同意怀特的计划，必须让老师既下得了台，回国后也能摆出胜利者的姿态交差。他这等于交了底——不是投降，是体面的撤退；不是失败，是“金融敦刻尔克“。
凯恩斯看着远方。夕阳已经沉到华盛顿山的背后，只留下一抹暗紫色的余晖，像一道愈合中的伤口，横亘在天际。柱廊下的铜吊灯完全亮了起来，将他的影子投射在地上，拉得很长，很孤独。
他明白这场博弈胜负其实已分。
大厦将倾。要么交出权杖，争取缓冲时间体面下台；要么跟美国人硬拼到底，哪怕输个体无完肤。前者还能保住英伦三岛的骨架，后者可能连最后一块砖石都会被碾碎。
再抬头看了眼不远处。怀特仍在和苏联人谈笑风生，眼光不时也朝向他们这边。那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哈佛教授，此刻正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而自己——这个曾经站在经济学金字塔尖的人——却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尽管心里一万个不服气，但也不得不承认，是到了该理性抉择的时候了。
想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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