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希真今天起了个早，天还没亮透便醒了。佛塔内的黑暗像一块浸透了水的棉布，沉甸甸地压在眼皮上。他躺在那张简陋的铺位上，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思绪像一团纠缠的麻线。昨晚他接到田申从利多托人传来求助信息，说是好友黄仁宇被派到密支那新30师师部做联络参谋，前天到前线公干，结果被日军冷枪射中右大腿。密支那野战医院条件有限，看能不能帮忙把黄仁宇尽快送回后方医院救治。
黄仁宇——那个在昆明陆军大学时常与他辩论战略战术的年轻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却总能切中要害，对历史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杨希真想起最后一次见面时，黄仁宇正捧着一本《资治通鉴》在灯下苦读，说将来要写一部“大历史“，从中国两千年的脉络中找出兴衰的规律。如今那颗聪明的脑袋还完好，但右大腿的枪伤若处理不当，恐怕真要拖成个瘸子，一个历史学家的腿和常人的腿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战场上的观察需要行走，档案馆的查阅需要站立，学术会议的宣讲需要挺拔的身姿。
杨希真想来想去，这事只有布林德可能帮上忙。史迪威的座机、美军的运输机、后送伤员的优先权，这些都掌握在布林德能够触及的圈子里。自打认识布林德以来其实还没麻烦过他——他们的交往一直是平等的、轻松的，互通消息，一起讨论交流，但从未有过这种“求办事“的功利色彩。他由于最近心里对布林德产生疑窦，二人之间话少了许多，他总觉得心中梗着点东西，像一根鱼刺卡在喉咙，不吐不快，却又不知如何开口。那种疑窦虽然全不关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他对布林德的疑虑也和具体的指控不相干，但是那种这些天来对于战况的推进不合常理的暗盘，布林德令人不解的表现，让他心里生出无数模糊的、挥之不去的不安，像闻到一股焦糊味却找不到火源。
时下为了黄仁宇，也算是缓解下彼此渐生的隔阂，调节相互的尴尬，就对布林德他说了这事想走个后门。他说得轻描淡写，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但手指却不自觉地摩挲着雨衣的领口，那里有一颗扣子松了线，在指尖晃荡。
本来已经察觉杨希真近期跟他产生的距离感，却又无从解释起的布林德笑了笑。那笑容从嘴角开始，慢慢扩展到眼角，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像一扇紧闭的门终于打开了一条缝。“没问题，小事一桩，有飞机过来就可安排。“他的声音恢复了往日的爽朗，那种让人安心的、带着加州阳光味道的语调。说完又问了一句，“杨，这个人跟你是什么故交吗？“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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