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阳光晒得黝黑，手上的动作熟练而机械。锤子落下，石头裂开，碎片飞溅。她们的眼睛里没有表情，只有一种麻木的专注。格林伯格注意到，其中一个妇女的脚边放着一个布包，里面露出一个婴儿的脑袋——她在带着孩子干活。
他换了一个角度，对准拉石磙的队伍。镜头里，王德贵的号子声似乎要冲破画面，工人们弯曲的脊背、绷紧的绳索、沉重的石磙，构成了一幅力与美的图画。但他知道，这美是残酷的，是血汗凝成的。他按下快门，心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作为一个摄影记者，他知道这张照片会很有冲击力；作为一个人，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愧疚。
他又把镜头对准了江滩上的采石人群。在那里，他看到了段氏兄弟。腊冬正在帮弟弟调整箩筐的位置，腊春的小脸晒得通红，汗水在脸颊上冲出几道沟痕。格林伯格拍下了这个画面——哥哥的手搭在弟弟肩上，弟弟仰着头，眼里有依赖，也有坚强。
格林伯格放下相机，坐在土坡上，点燃一支香烟。他想起自己在美国时的报道工作，拍过罢工、拍过失业、拍过贫民窟。但那些苦难，和眼前的场景相比，似乎都不算什么。这里的百姓，没有怨言，没有反抗，甚至没有期待。他们只是默默地干，为了那每天三顿饭，更为了那“抗日“两个字。
他想起出发前，一个美军上校对他说：“格林伯格，你要拍出中国人的坚韧和友好，要让美国公众知道，我们的援助是值得的，我们的盟友是可靠的。“他当时点头答应，但现在，他不知道自己拍下的这些照片，会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是坚韧，还是无奈？是友好，还是麻木？
他想起昨晚在工棚里，和一个老农的谈话。那个老农姓李，六十多岁了，从眉山县走了三天路来参加工程。老李说：“长官，我们不图啥，就图个打跑日本人。我三个儿子，两个死在南京，一个死在台儿庄。我这把老骨头，能搬一块石头，就多一块石头打鬼子。“老李说这话时，眼里没有泪，只有一种深沉的平静。
格林伯格当时问：“那您知道这些机场是干什么用的吗？“老李摇摇头：“不知道，听说是停美国的大飞机，去炸日本。“他顿了顿，又问：“长官，真的能炸日本吗？“格林伯格点点头：“能，这些飞机能飞到日本，扔炸弹。“老李笑了，露出没牙的嘴：“那就好，那就好。炸死那些***。“
格林伯格把烟掐灭，重新举起相机。他决定，要把这些面孔拍清楚，要把这些故事带回去。不是为了宣传，不是为了政治，只是为了记录——在这个星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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