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老师，学生在松江帮方知府协办科学院分院，以为自己已经懂得了经世致用——改织机、建银行、写策论，桩桩件件都觉得是在替朝廷做事。但老师说得对，书斋里写不出救荒之策。学生跟您去。”
从京城到延安，一千多里路，师徒二人坐在马车里颠簸了十来天。车窗外是连绵的黄土坡，去年冬天的旱灾把坡上的草都啃光了，偶尔能看见几个流民蹲在路边挖野菜根。徐光启靠在车厢上，望着窗外那片干裂的土地，忽然开口说了一段往事。
“子龙，你知道番薯是怎么到大明的吗？万历二十一年，福建长乐有个商人叫陈振龙，在吕宋岛做生意。吕宋的西班牙人不准薯种出境，陈振龙把番薯藤绞在船绳里，混过了关卡，带回福建。那一年闽中大旱，稻麦绝收，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请求推广番薯。金学曾准了，番薯在福建种了一季，灾民靠它撑过了荒年。后来福建人给番薯取了个名字，叫‘金薯’——纪念金学曾的救命之恩。”
他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落在陈子龙脸上，又讲了他自己在松江试种、天津屯垦的经过，讲他蹲在地头上刨土量温记数，把番薯从长江南岸请到黄河以北，翻开随身携带的《农政全书》手稿，指着“荒政”卷中一页空白处说：“这一章还差最后一段——怎么教老百姓挖地窖存种薯过冬。老夫在天津写过一个版本，但天津的地温和陕西不一样，地窖尺寸得根据当地土温重新测算。这次去延安，就是要把这段补上。”
陈子龙接过手稿低头看着那页空白。他把“荒政”卷前后几页都翻了一遍——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地的番薯试种记录、灌水量对比、藤蔓压泥前后的产量变化，每一项数据后面都标注了实测时间和地点。他合上手稿还给徐光启，在心里下了一个决心：到了延安之后，他要把这次亲眼所见的每一笔实测数据都记下来，补进《农政全书》里。
徐光启站在沙坡地上，看着地头上堆成小山的番薯堆，蹲下去拿起一个番薯。薯皮完好无损，块茎圆实饱满，和他的图谱上画的样品一模一样。他用手指按了按薯块的硬度，又把番薯翻过来看了看底部的根痕，然后站起来对卢象升说：“卢大人，番薯在延安沙坡地确实种成了。这第一个丰收，比老夫在天津试种时更扎实——天津是盐碱地，延安是沙坡地，两种地都能种番薯，说明番薯不挑地。”
卢象升把他带到地头旁边一排新挖的地窖前。地窖是按徐光启在《甘薯疏》里写的规格挖的——深三尺，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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