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察处的问询持续了四个小时。
陆辰从会议室出来时，窗外的天色已经大亮。雨停了，但云层依然低垂，灰白色的天光透过走廊尽头的窗户洒进来，在地面上拉出长长的、模糊的影子。
他站在走廊里，揉了揉发僵的后颈。郑副处长的问题像手术刀一样精准，每一个都指向行动中的决策节点，每一个都试图找出“疏忽”或“误判”的证据。陆辰回答得滴水不漏——他必须滴水不漏。所有指令都有通讯录音佐证，所有部署都有书面记录，就连让老刘单独追击的决定，也在战前简报会上经过集体讨论。
但郑副处长最后那句话，依然悬在他头顶：
“陆辰同志，程序的正确性，不能完全等同于决策的正确性。作为一名指挥员，你需要对每一个侦查员的生命安全负最终责任。”
最终责任。
这四个字，像四颗钉子，把他钉在了“失职”的耻辱柱上。即便最终调查结论认定是意外，这个污点也会跟随他的档案，直到他脱下这身警服。
回到办公室时，大办公室里已经坐满了人。陆辰推门进去的瞬间，原本嘈杂的交谈声忽然低了下去。几道目光投过来，又迅速移开。有人低头假装整理文件，有人起身去倒水，有人盯着电脑屏幕，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
空气里有种微妙的凝滞。
陆辰径直走向自己的工位。桌上放着一杯豆浆和两个包子，塑料袋上凝着水珠，还是温的。旁边贴着一张便利贴，上面是陈支队刚劲的字迹：“吃完休息，下午两点案情分析会。”
他坐下，打开塑料袋。包子是白菜猪肉馅的，食堂早上供应的那种，皮有点厚，馅有点咸。他一口气吃完，又把豆浆喝完，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太累了。
不是身体上的疲惫，而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倦怠。信任崩塌的声音，原来不是轰然巨响，而是像细沙从指缝间流走——无声无息，但你清楚感觉到，有些东西再也抓不回来了。
上午十点，陆辰去了一趟医院。
老刘还在重症监护室，隔着玻璃能看到他身上插满了管子，呼吸机有规律地起伏。他妻子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眼睛肿得像核桃，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巾。
“嫂子。”陆辰在她身边坐下。
女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没有说话，但身体微微侧开了一寸。很细微的动作，但陆辰感觉到了。
“老刘……会醒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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