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协调。”
“那就建立更安全的协调系统，”迭戈说，“使用死信箱、加密广告、商业代码。我们的祖先在宗教裁判所的追捕下保存知识几百年，我们也能做到。”
他们制定了详细计划：莱拉抵达后，由荷兰商人通过正常的商业渠道接收她的“科学和商业记录”，然后秘密转交；学者负责学术内容的整理和加密；两位“新基督徒”负责通过商业网络分发安全版本。
“记住我们的原则，”迭戈在会议结束时说，“不是政治阴谋，是记忆保存。不是推翻政权，是抵抗遗忘。即使被捕，即使审讯，我们也只承认收集和保存知识。这在荷兰法律下不是犯罪——除非涉及煽动暴力，而我们从未涉足暴力。”
但他心中知道，宗教裁判所不尊重荷兰法律，如果他被西班牙特工绑架或暗杀，不会有官方保护。
回家路上，迭戈格外警惕。阿姆斯特丹的春夜，运河边的房屋灯火通明，酒馆里传来笑声和歌声，这座城市看起来如此自由和安全。但在这表面之下，暗流涌动：西班牙与荷兰的战争仍在继续，宗教和商业冲突交织，间谍和反间谍活动无处不在。
他想起在马德里的日子，作为宗教裁判所的低级官员，见证过审讯和迫害。那时他感到恶心和矛盾，但只能沉默。现在，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但代价可能是他和家人的安全。
到家时，安娜已经带着贝亚特里斯从莱顿回来。两岁的女儿扑进他怀里，用混合的荷兰语和葡萄牙语说：“爸爸！书！读！”
安娜表情严肃：“莱顿的亲戚说，有陌生人在附近打听我们。我问了描述——很像你今天提到的那两个人。”
迭戈感到心中一紧。“我们需要准备随时离开。”
“去哪里？”安娜问，声音平静但眼中有关切。
“英格兰？法国？或者更远的……”他停顿，“但我不能离开。莱拉的记录即将抵达，网络需要我协调。”
安娜握住他的手：“那我们留下。但要有计划。”
那天晚上，迭戈在家中阁楼准备了一个紧急包裹：护照、现金、加密的联系信息、几件最重要的家族文献微缩副本。他还写了一封信，密封好，交给安娜：“如果我出事，把这封信交给莱顿的学者。他会知道怎么做。”
“不会出事的，”安娜坚定地说，“我们会小心，邻居们会注意，阿姆斯特丹不是马德里。”
但他们都清楚，在宗教和政治冲突中，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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