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冰岛回来后的头三天，苏砚一直没出门。
不是累，是时差。也不是时差，是她不想承认自己在冰岛那几天过得太舒服，舒服到忘了自己是谁。一个在极光底下吃面吃得鼻尖冒汗的女人，和一个坐在会议室里听高管汇报季度财报的女人，总得有个切换过程。苏砚的切换方式向来简单粗暴：把自己锁进书房，对着三块屏幕连开十二个小时的会。陆时衍对此不置可否，只在晚上十点端了碗热汤进去，放在她手边，说了一句：“你下属会以为你在冰岛被极光辐射出了焦虑症。”
苏砚斜了他一眼，把汤喝了，继续开会。
第四天，孟晓渔的电话打了进来。纪录片的后期已经全部完成，制片方想搞一个内部观片会，问苏砚和陆时衍去不去。苏砚看了眼日历，那天正好是周六。她犹豫了几秒，陆时衍在旁边说：“去吧。顺便让孟晓渔请我们吃饭。”苏砚问为什么。陆时衍说：“她的片子把我们拍成了传奇，她得管饭。”苏砚想了想，觉得有道理。
观片会放在城南一家独立影院里，来的都是熟人。孟晓渔穿得比平时正式，黑色高领衫搭一条灰裙子，头发盘得一丝不苟，站在放映厅门口迎接，像个真正的制片人。苏砚从车上下来，看到她第一眼就笑了：“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像要参加葬礼。”孟晓渔啐了她一口，又去拉陆时衍：“管管你老婆。”陆时衍两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笑着说：“我老婆说的每一句都对。”孟晓渔翻了个白眼，转身带他们进去。
片子很长，两个多小时。苏砚坐在黑暗里，看着银幕上闪过的画面：庭审时的针锋相对、停车场里的惊险、医院走廊上的沉默、银杏树下的背影。很多镜头她都没意识到当时有人在拍，孟晓渔像一只藏着摄影机的猫，总在最不经意的角落里出现。陆时衍坐在她旁边，没说话，只是偶尔动一下，调整姿势。苏砚能感觉到他的呼吸，平稳，温热，像一条缓缓流动的河。
片子放完，灯亮起来。孟晓渔站在最前面，手有点抖。她说：“我拍了三年。这三年里，我把我最好的两个朋友拍成了陌生人，又从陌生人拍成了他们现在的样子。如果有什么不真实的，那不是技术问题，是他们两个人太会装了。”全场笑。苏砚也笑，但眼睛有点热。陆时衍伸手过来，握住她的手，用拇指在她手背上轻轻划了一下。她没抽开。
观片会结束，孟晓渔果然请了饭。一群人闹到很晚才散。回家的路上，苏砚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的霓虹灯一盏盏掠过，忽然说：“晓渔很会拍人。她拍到的那个我，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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