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周三到的。
一封牛皮纸信封，贴着冰岛邮票，邮戳上印着雷克雅未克的字样。信封上的字迹很用力，用力到在纸背上都能摸到凹痕，像是一个人在写每个字之前都要酝酿很久，酝酿够了才肯下笔，下笔就不肯再收回去。
苏砚拿着这封信站在门口看了很久，久到陆时衍以为她收到了法院传票。
“谁的信？”他从厨房探出头，围裙上沾着面粉——他今天在尝试自己做手擀面，起因是昨晚苏砚说了一句“你阳春面做得还行，但不一定能做手擀面”。这句话的性质和“你打不赢这场官司”差不多，对一个律师来说，等于宣战。
“薛紫英。”苏砚把信封翻过来，背面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从冰岛寄来的。”
厨房里擀面杖的声音停了。
陆时衍走出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接过信封看了一眼。他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但苏砚注意到他看邮戳的时间比看地址的时间多了两秒。两秒，在陆时衍的行为模式里，意味着“确认安全距离”。
“她在冰岛？”他问。
“信上说的。”苏砚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薄薄的信纸，折了三折，展开之后，上面的字比信封上的更用力，用力到有几个字的笔画戳穿了纸背——
“我在冰岛开了一家书店。这里天黑得很早，但我没有再做过噩梦。”
就这么一句话。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没有任何客套的问候和多余的交代。像是一颗石头从地球的最北端扔过来，飞越了整片亚欧大陆，砸在他们餐桌上，发出一声闷响。
苏砚把信纸递给陆时衍。他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折好放回信封里。
“她一直想开书店。”他说，语气平淡得像是在复述一个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事实，“大学时候就说过。那时候我们还在谈恋爱，她说以后要是律师干不下去了，就去开一家书店。我说你一个法学院的学生，为什么想不开要开书店。她说因为书店里的人都比较安静，不像法庭上的人那么吵。”
苏砚看着他的脸。他说话的时候目光落在信封上，但没有焦距，像是在透过这张薄薄的信纸看一些更远的东西。苏砚认识他这么久，头一次在他脸上看到这种表情——不是怀念，不是遗憾，而是一种很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平静。
“她之前跟你说过去冰岛吗？”
“没有。走的时候只说去国外，没说去哪。”陆时衍把信封放回桌上，“冰岛不错。够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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