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生病这件事，从来都不按常理出牌。
别人生病是先嗓子疼、再流鼻涕、然后发烧，一步一步来，像是身体跟大脑递交了一份《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层层审批之后才允许倒下。苏砚不。她的身体是直接掀桌子——上一秒还在会议室里拍着桌子骂产品经理，下一秒站起来眼前一黑，要不是陆时衍眼疾手快捞了一把，那张价值三十七万的定制办公桌就要用她的额头来测试一下碳纤维的抗撞击性能了。
“你这是发烧。”陆时衍把手背贴在她额头上，语气笃定得像在法庭上呈堂证供。
“我没有。”苏砚把他的手扒拉开，倔得像一块竖在桌案上的法槌，冷着脸，撑着桌子边缘试图重新站稳，膝盖却在看不见的地方抖得厉害，“只是空调开太低了。谁把空调调到——”
她的话没说完，整个人就往旁边歪了过去。
陆时衍接住了她。
这个动作他已经做过很多次了——在停车场她差点被跟踪者袭击的时候，在法庭外她被记者围攻的时候，在冰岛雪原上她踩滑了差点滚下山坡的时候。每一次他都接住了。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她不是被外力击倒的，是被她自己。一个从来不允许自己倒下的人，终于被身体里的叛军攻破了城门。
他把人打横抱起来的时候，会议室外面十几个高管齐刷刷地低头看手机，动作统一得像军训。只有跟了苏砚最久的孟晓渔胆子最大，从手机屏幕上面露出两只眼睛，嘴型无声地说了三个字：“拍下来了。”
陆时衍没工夫理她。
他把苏砚塞进副驾驶的时候，她还在挣扎。不是挣扎要回去开会——她已经没那个力气了——是挣扎着要把自己缩成一团，缩成一个不占地方的、不需要被人照顾的、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的形状。她在副驾驶上蜷着，膝盖顶着下巴，烧得发白的嘴唇紧紧抿着，像一只受了伤的刺猬，把所有的刺都竖起来，不是为了扎人，是为了不让别人看见刺底下那片最软的肚皮。
陆时衍发动了车，没说话。
他见过这个姿势。在他们刚认识的时候，在那个停车场上，她一个人坐在车里，也是这样蜷着的。那时候他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后来才知道——她在跟自己说，不能输，不能软，不能让人看见你怕。这话她在心里说了十几年，从十一岁说到现在，说到连生病都不敢躺着，因为躺着意味着认输，而她这辈子，没认过输。
从公司到家的二十分钟车程，苏砚一直在发抖。不是冷的那种抖，是那种压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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