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内昏暗的光线里显得格外明亮，“你对所有人的期待都太高了。你觉得人应该正直、应该守信、应该知恩图报。但现实不是这样的。你导师不是这样的，薛紫英不是这样的，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的。你每一次失望，都是因为你期待了不该期待的东西。”
陆时衍握着方向盘的手微微收紧。
“我知道。”他说。
“你知道，但你改不了。”苏砚的语气很平淡，不像是在批评，更像是在陈述一个她观察了很久得出的结论，“就像我改不了我的多疑一样。我们都有病。”
陆时衍忍不住笑了一下。他很少在谈到这些话题的时候笑，但此刻苏砚用“有病”这两个字总结他们俩的性格缺陷，实在是过于精准又过于荒诞了。
“所以呢？”他问，“两个有病的人，能做什么？”
苏砚想了想，说：“能互相提醒。下次我又不信任你了，你直接告诉我，别拐弯抹角地暗示我。下次你对不该期待的人又抱有期待了，我也直接告诉你——陆时衍，那个人不配。”
她的语气很认真，认真到陆时衍觉得这句话像一份合同，条款清晰，权利义务对等，没有任何陷阱。
“成交。”他说。
车停在了苏砚公寓楼下。雨已经小了，变成了细密的毛毛雨。陆时衍送她到楼门口，她把披在肩上的西装外套脱下来还给他，外套已经湿了大半，但还残留着她的体温。
“明天见。”她说。
“明天见。”
她转身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着他。楼道口的灯光从她背后打过来，把她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暖黄色的光。
“陆时衍，谢谢你今晚的回答。”
“哪个回答？”
“你说我是个很孤独的人。”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却比刚才在雨里的那个大笑更真实，“你是第一个这么直白地说出这句话的人。其他人都觉得我什么都有，不应该孤独。”
她说完这句话，转身走进了楼里。
陆时衍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电梯口。湿透的衬衫贴在身上，被夜风一吹有些凉，但他不觉得冷。他低头看了一眼手里那件同样湿透的西装外套，上面沾了一小块香槟渍，还有几根她掉的长头发。
他忽然想起今晚宴会上有人问他的话。
那位头发花白的老企业家端着酒杯，笑呵呵地问他：“陆律师，你跟苏总合作这么久，觉得她这个人怎么样？”
他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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