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板的某个角落，嘴唇一张一合，不知道在念叨什么。
苏砚从证人席上走下来，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她穿过混乱的人群，径直走到被告席前，停在陆时衍面前。
两个人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对视。
苏砚的头发有一缕从耳后滑下来，垂在脸颊边。她的眼妆有些花了，眼角泛着一层淡淡的红，但眼神很亮。不是激动的亮，而是一种压抑了很久终于释放出来的亮。像是一个在黑屋子里关了太久的人，忽然推开了一扇窗。
陆时衍站起来，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抽出一张递给她。
“你的手。”他说。
苏砚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攥着衣摆的左手，指节还是白的。她松开手，接过纸巾，擦了擦掌心里被指甲掐出的印子。印子很深，已经有些发青了。
“刚才你说话的时候，”陆时衍轻声说，“声音抖了一次。”
“不可能。”苏砚条件反射般地反驳，“我练过几百遍了，不可能抖。”
“在你说‘十六岁发现父亲自杀’那句话的时候。”陆时衍说，“声音抖了一下。只有我能听出来。”
苏砚怔怔地看着他。
旁听席上的喧嚣声、记者们的争论声、法警维持秩序的呵斥声，这些声音像被按下了静音键，变成了遥远的背景噪音。苏砚的眼里只剩下眼前这个人——这个半年前还站在她的对立面、用最锋利的逻辑和最犀利的言辞把她逼到绝路的人。
这个她现在可以把后背完全交给他的人。
“陆时衍。”她说。
“嗯。”
“小时候我爸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有两种真相。一种是你自己知道的真相，一种是你愿意接受的真相。大多数人活在第二种里面，因为第一种太疼了。”苏砚低头看着掌心里泛青的指甲印，声音很轻，“我这十年一直活在第一种真相里。我知道我爸是被人害的，我知道当年的官司有鬼，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公平。但我不能说，说了也没人信。”
她抬起头看他。
“谢谢你，让我能把真相说出来。”
陆时衍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答非所问的话：“今晚法院门口的豆浆店还开着，要不要去喝一碗？”
苏砚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这个笑容很轻很淡，像是冬天早晨窗户上化开的一片霜花。这是陆时衍第一次看见苏砚笑。不是商务场合那种点到为止的得体微笑，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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