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刚才在电话里说‘我知道’，说了两遍。”
她愣了一下。
“第一遍是‘我知道周铭很危险’。第二遍是‘我知道不能一个人扛’。”
她看着他。
“但是你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周铭现在有多危险，你也不知道自己扛不扛得住。你只是习惯了说‘我知道’，因为说了这么多年，所有人都信了。包括你自己。”
苏砚的手指攥紧了安全带。
她想反驳，想说“你凭什么这么说”，想说他根本不了解她、不了解她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不了解“不知道”这三个字对一个白手起家的女人来说有多奢侈。
但她什么都没说。
因为他说的是对的。
“陆时衍，”她说，“你很讨厌，你知道吗？”
他嘴角动了一下。
“知道。”
她下了车，关上车门。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
“那个三明治，”她说，“是你在家自己做的吧？”
他没说话。
“面包烤焦了。火腿切得太厚。芝士放得太多。”
“你刚才不是吃完了吗？”
“那是因为我饿。”她说，“不是因为好吃。”
“那你下次还吃不吃？”
她看着他，看了好几秒。
“吃。”
然后她转身，走进小区大门。她没回头，但她知道他的车还停在门口，双闪灯还在亮。直到她走进单元楼的门厅，才听见身后传来引擎发动的声音。
电梯里只有她一个人。她靠在电梯壁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乱了，眼睛下面有黑眼圈，嘴唇干得起了皮。她想起他说的那句话，“你只是习惯了说‘我知道’”。
她确实习惯了。
从父亲公司破产的那天起，她就习惯了。那时候她才十二岁，站在法院门口，看着父亲被法警带走。母亲在旁边哭得站都站不住，她扶着母亲，嘴里说着一句话——“没事的，妈，没事的。”
没事的。
十二岁的她，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破产，不知道什么叫负债，不知道从那天以后，她们母女俩要搬出住了十年的房子，要挤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要吃三个月的酱油拌饭。但她就是说了“没事的”。
说了太多次，说到后来，她自己都信了。
回到家，她洗了个澡，换了身干净衣服。镜子里的水雾慢慢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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