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四年,二月初七。
大理寺正堂的审讯已进入第五日。最初几日,案情推进尚算顺利,但随着调查深入,阻力开始显现。
这日传唤的是原户部度支司一名主事,曾负责审核太仓与军械监之间的部分钱粮往来账目。此人姓周,年约四旬,面白微须,在堂上战战兢兢,回答问话时眼神闪烁。
“……去岁十月,太仓拨往军械监左署的生铁计三千七百斤,账目在此。”周主事捧着一卷账册,手指微微发抖。
萧瑀接过账册细看,眉头渐锁:“账目所载三千七百斤,然据军械监左署接收记录,实收仅两千八百斤,差额九百斤。此差额作何解释?”
“这……下官不知。”周主事额头冒汗,“太仓出库记录与拨付文书俱全,或……或是途中损耗,或军械监记录有误……”
“胡说!”郑善果冷声道,“九百斤生铁,非小数,岂是寻常损耗?军械监接收必有签押,岂会轻易有误?尔身为度支主事,审核钱粮,如此大额差缺,竟未察觉?未上报?”
周主事扑通跪倒:“下官……下官疏忽!请明公恕罪!”
此时,裴寂的讼师再度起身:“三位明公!此正说明裴公所言‘下属渎职、失察’确有其事!度支主事审核不力,太仓仓吏可能监守自盗,军械监接收或也有问题。此乃各部门蠹虫勾结,侵吞国帑,与裴公何干?裴公纵有三头六臂,也难以详查每一笔账目、每一斤铁石啊!”
李纲捻须沉吟:“此言……不无道理。各部衙门,层级繁多,宰相处庙堂之高,难察细务之弊。若仅凭此类间接证据便定主谋之罪,恐失之偏颇。”
堂上气氛为之一滞。萧瑀与郑善果对视一眼,皆看到对方眼中的凝重。他们手头证据虽多,但能直接证明裴寂下达指令的,确实寥寥。大部分罪责,裴寂都可推给“下属”和“失察”。
就在这时,堂外忽然传来一阵喧哗。一名大理寺吏员匆匆入内,在郑善果耳边低语几句。郑善果神色微变,对萧瑀、李纲道:“二位,有突发状况。京兆府在城外一处荒宅中,发现数具尸体,死者身份……似与本案有关。”
“何人?”萧瑀沉声问。
“初步辨认,其中一人似是原‘隆昌柜’西市分柜的大掌柜,姓吴。另几人,像是柜坊的账房和护卫。”吏员禀道。
堂下裴寂眼皮猛地一跳,脸色瞬间苍白了几分,但迅速低下头掩饰。
李纲皱眉:“命案?可验明死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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