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份名为《中国思想研究》的文稿上，钱忠书写道：
“解放后，我以为文坛几乎没有什么大作出现，以前我认为是习气的原因。”
“1979年，我访问美国，见到作家夏志清。他问我，郭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我说，因为上面的人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而不喜欢杜甫，认为太苦气。于是，郭莫若写了这样的书。”
“后来，有人告诉我。郭莫若写《李白与杜甫》是他的个人趣味，未必是投其所好，我误会了郭莫若。他是这样讲的，他当时在研究甲骨文，自然要维护郭莫若的名誉！殊不知我听后对郭莫若更为失望，我以为他连审美都存在问题。”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文学谈不上融入世界，所作的无非是对西方文学的再模仿，我认为这根本上是作家思想上的混乱，他自己都不知道应当信仰什么，只是在发泄怨气！他写的文章当然也误人子弟。”
“还好！不全是这样。在这凄苦的土壤上，忽的生出来一根独苗，居然凭借自己还长成了一颗不小的树木，成了气候！我现在要谈到的人，就是那个说我误会了郭莫若的人，他与我解释别人的过错，让我尤其觉得荒唐。”
“因为他远比他解释的人来得重要。想必你们已知道这个人是谁？对的，是余切。”
余切看后心脏狂跳！
这是他第一次深刻的改变了一个人的历史。而且是一个名人，一个顽固刻薄的人。
早年间的刘芯武如何？
没有余切，他也无法在《人民文学》体面的退去，刘芯武那一套始终要被人驳倒的。
查良庸又如何？
在千禧年后，查良庸来大陆访问，学生们已经回过味来，发觉他中夹带的私货，要求他道歉。
路垚自己也会得到茅盾文学奖，晚两年罢了。
苏彤、余桦、管谟业同样会成为八零年代的中坚砥柱，晚四五年。
余切只是引导了他们，时代本身会成就他们。
唯有钱忠书不一样。
他整个后半生都十分低调，绝不可能在任何公开场合抓到他的把柄，尽管这期间他一直孜孜不倦的表达他的态度，但他绝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风险当中。
余切落选诺奖的事情，让全体华人都感到愤慨，他以为半隐居状态下的钱忠书并不关注。然而恰恰相反，这件事情改变了钱忠书的后半生。他开始积极的表达观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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