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营里给张牵牛出具的鉴定的ⅢＣ――可控制使用第三级。许可翻到最新的一次政治鉴定：ⅢB。作为一个服役超过二年的老海军，他的政治鉴定未免低了一些。
接着他又翻阅了政治保卫总局提供的十人团相关报告，报告中指出张牵牛“好勇斗狠，自由散漫，纪律性不强”。
再看他的违纪记录，前前后后十几次，属于“大错没有。小错不断”，而且基本和“好勇斗狠，自由散漫”八个字有关。其中与喝酒有关的违纪竟然占据了大多数。有的是醉酒后没有及时回舰，有的是酒后斗殴。最近的三次居然就发生在一个月内。
可想而知他在海军中混得就很一般了，按照他的服役时间和参加的巡航次数，怎么也该混到上士这个层面了。
许可大致已经在脑海中勾勒出了这个人的大概摸样：文化不高，学习能力差，好酒，讲朋友义气。
这样一个人突然被人杀死，又被残忍的砍掉了脑袋丢入大海，案件的动机就变得有些复杂了。
既然他既不好色，又不是同性恋，显然不会是情杀，如果说是谋财害命，一个海军上士，又以他这样的生活状态，不会有很多积蓄。而且士兵们的军饷大多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到储蓄账户上，他身边不可能有许多现金。
他的社会关系复杂是个难点，但是这里是高雄，不是什么人都能来得临高。占据高雄九成以上的人口是在近乎囚禁的状态下，能够自由活动的人，每一个都能查到明确的动向和背景。
许可警觉起来了：砍掉人头，剥光衣服，显然是防备着万一尸体被发现之后让他们无法辨认身份。即使在21世纪，这也是反侦察手段中很有用的一招。要不是有人辨认出了他的纹身，张牵牛的头上可能就永远要戴着一顶说不清的“失踪”帽子了。
许可考虑再三，给卫生所打了个电话找雷恩，询问张牵牛的尸检报告。
雷恩作为专业的防疫人员，被卫生部派到在高雄担任卫生所的头头。他在电话里告诉许可：检验下来张牵牛的致死伤的确是腰部的一刀，但是在肠胃和血液中发现了大量的酒精，已经达到了醉酒的标准。因而他很可能是被人灌醉之后杀死的。至于头颅，的确是死后再砍掉的。
“凶器和刀具能判定吗？”
“从刀口看，凶器是一柄匕首，砍掉脑袋的就是海军的标准砍刀。”雷恩说，“听说是没有找到凶器。不过我找了一柄海军的砍刀比对了下。”
“多谢了。尸体麻烦再保留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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