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与祝福继续生活下去，在公交站台手捧巧克力，等待下一班巴士的到来。
不需要是具有独特洞察力的政治评论家，也能从剧情里看到美国的转变。这是冷战之后对所谓传统“美国价值”的回归，也是整个社会政治光谱的集体右转。
“是的，《阿甘正传》。有人说1994年是好莱坞电影工业最辉煌的一年，从那一年开始，一个国家的文化产品，开始具备了超越宗教、种族和地区差异的力量，被全世界消费和吸收。这是由美国创造的文化世界主义——保守的、谨慎的，但的确是创新的、平和的。这个国家用这种方式，来向全世界宣示冷战的胜利，炫耀‘山巅之城’的成就，以及对‘历史终局’的美好描绘。在这种‘历史已经走到终点，平衡和宁静应该由我们维护’的想法推动下，任何试图打破现状，试图揭露美国社会的缺陷，试图让艺术再次激进化的思潮，都会受到好莱坞主流资本的集体打压。”
“而匪帮说唱，就是这样的思潮，对吗？”韩易给赵宥真的宏大叙述找到了一个精准的坐标，“Dr.Dre他们这一代嘻哈音乐人创造的这股趋势。”
“这是他们最害怕的趋势。在苏联轰然倒塌的背景下，好莱坞正不遗余力地想要把美国打造成世界上唯一一个乌托邦，让美国重新回到嬉皮士出现之前的黄金年代。因此，他们不想看见任何会阻碍这一进程的事情。”
“你这么一说，嘻哈和嬉皮士，好像真的有很多相似之处。”作为六十年代流行文化的忠实拥趸，明显生错了时代的麦迪逊-比尔对赵宥真的这番话很有共鸣，“时代不同、出身不同、风格不同、追求不同，但是嘻哈和嬉皮士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边缘性次文化，都对主流审美和传统价值观嗤之以鼻。”
“所以说，九十年代的好莱坞，根本无法接受嘻哈文化的出现——说的更准确一些，他们能够接受嘻哈文化呆在地下，但不能接受它浮出水面。嘻哈音乐，特别是匪帮说唱里描绘的大都会贫民区，就是对‘美国价值叙事’最响亮的耳光。当时很多人认为嘻哈文化和匪帮说唱将对年轻一代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让美国再次走上越南战争时期那样的道德堕落之路。”
“这种论调的确不太公平，社会的问题，不是由反映问题而创作的那些艺术作品造成的。问题肯定先于作品而存在，不然艺术创作哪来的基础呢？”
韩易的回复与赵宥真的叙述一样，隐晦得耐人寻味。同样出生于东亚国家的二人，其实能够以旁观者的身份很轻易地看清楚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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