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伦敦一如既往地灰冷。泰晤士河上浮着烟雾，街上的煤气灯投下半透明的光晕，而宫殿的窗帘则总是半掩着，好让外界不窥探它的心事。
在伦敦大学的办公室里，亚瑟·黑斯廷斯孤独的抽着烟。
伦敦塔下的枪声，发配汉诺威时的失意，任职俄国时的狼狈逃窜，此时已成过往云烟。
在卑劣的、无比世俗的政界，偶尔置身局外，其实并非一件坏事。因为往往只有这种时候，政治家才能对各方势力斗争冷眼旁观，并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这个世界，权衡利弊。因此，在宦海浮沉之际，再没有比暂时受阻更为幸运的事了。
一个人倘若总是高高在上地向下观望，从帝王宝座的天际云层，从象牙宝塔和显赫权势的巍巍高处，向下俯视，只能看见奴颜婢膝之辈的谄笑和他们危险的甘心效劳的媚态。谁若自己把尺度握在手里，谁就会忘记自己真正的分量。对于艺术家、统帅和当权者来说，最最有害的，莫过于不断成功，心想事成。
只有遭到失败，艺术家才学到他和作品的真正关系。只有兵败失利，统帅才认识自己的错误。只有失宠失意，政治家才真正认清政治上的全局。不断增长财富使人萎顿，不断获得掌声使人麻木，唯有挫折与停顿才能赋予人活力与韧性。
两年的蛰伏成就了这位时尚文学艺术家、苏格兰场统帅和英国政坛常青树的老辣作风，正如亚瑟·黑斯廷斯墓碑上墓志铭刻下的那句简短的墓志铭：曾经是个好人。
如果回到1834年的晚冬，去到1835年的早春。或许我们可以在伦敦大学的办公室窗外，听见亚瑟·黑斯廷斯抽烟阅读《浮士德》时，发出的那句感同身受的低语声：“唉，我的胸膛里，栖着两个灵魂。”
他的学生，十五岁的维多利亚此时正站在人生的一道门槛前。这道门槛并非由议会筑成，也非由王冠所决定，而是由一个少女的羞涩、王室的期望与帝国的命运共同交织而成的——她必须选择未来的丈夫。
她的伯父威廉四世、她的舅舅利奥波德一世、她的母亲肯特公爵夫人……
在不列颠、在法兰西、在荷兰、在比利时、在普鲁士、在俄罗斯，在欧洲的所有王室，他们都在密切关注着这个世界最强大国家继承者的婚事，关注着维多利亚的择偶方向。
但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在洞悉维多利亚择偶观方面，已经有人捷足先登。
维多利亚并不知道，她的文法老师亚瑟·黑斯廷斯或许比她本人更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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