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代价是极为惨痛的，华夏人民在无数人命的基础上，才摸索到了防止疫病的诀窍，而欧洲就要晚一些，直到中世纪时，还无法找到有效应对黑死病的办法。
如今袁熙所在的幽州，因为有目的的进行了防治，在全天下来看，反而是条件最好的，很多爆发疫病的苗头，都被提前掐灭，所以要比中原大城的死亡率要低得多。
所以幽州虽然环境苦寒，但只要不爆发难以应对的疫病，人口就能稳步增长。
而更北边的辽东鲜卑，也是如此，其不在村镇居住，人口密度低，且因为水源珍贵，所以对于水源的保护反而要更加在意，又因为口粮珍贵，发生疫病时，对于病人的处理手段也相当果决，甚至残忍。
这样一来，反而无形抑制了疫病的传播，所以北地的外族，这些年人口一直在缓慢增长，包括并州的南匈奴也是如此。
如果是太平世道，中原政权稳固，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战乱年代，兵灾疫病造成中原人口崩盘，而北地外族人口增多，此消彼长，问题就多了。
据后世记载，三国魏晋时期中原人口降到两千万时，北地长城内外的鲜卑乌桓匈奴的总数，已经突破了千万。
力量的失衡，加上冰河期到来导致的外族南下，两边的冲突便不可避免的成为你死我活的生存之争。
东汉对于关外异族，采取的是以夷制夷的政策，用关内乌桓对付关外鲜卑，用关内南匈奴对付关外北匈奴。
这种做法最初是有效的，但前提是有一个强大的中原政权，能压得住关内的胡人，但显然这个天下大乱的时代，这种手段已经失效了。
关内胡人迟早会联手关外胡人来，或者分头进击，调转矛头对付富庶的中原地区，导致了后世的五胡乱华。
对于这种情况，曹操应该是有先见之明的，便有了后世的白狼山之战，虽然有背信弃义的嫌疑，但反映了曹操对于天下形势的把握。
生死存亡面前，其它都不重要了。
彼时曹魏占据着整个北方，境内有匈奴、鲜卑、氐、羌、乌桓、羯、卢水胡、丁零等族，民族的复杂性和部分易叛乱地区，所以采取的策略为接受内附，积极平叛，这对于缺少劳力的中原，算是有益的补充。
但之后的内迁安置政策，便出现了大问题。
一方面其采用了将打败的关内胡人内迁的政策，将长城防线，全部放给了关外胡人。
另外一个方面，内迁人口过多，在陇右河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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