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杂税合并起来，一条编，折算为银两纳税；要解决的是大明财税制度的不完整，这是自大明建立，洪武年间遗留的顽疾；要解决的是从实物税转向货币税；
而且一条鞭法要解决的是百姓负担过重的问题，松江孙氏孙克弘说的很明白，一条鞭法就是加税，但一条鞭法执行的越到位，越彻底，百姓的负担就会越轻。
越加税，百姓的负担越轻，就像是越加税越能抑制兼并一样，是个悖论，但在大明特殊的国情之下，是合理的。
自洪武年间定田赋三十税一之后，大明田赋看起来很低很低，但其实自洪武年间就存在一个运费的问题，那时候是民解官收，就是百姓自己运到县城或者府衙，这几十里路，上百里路的粮食转运，需要多少粮食浪费？从地方到朝廷又有多少？
后来改成了官解官收，但是官府也要征发劳役，运费的问题，仍然是一笔巨大的支出，需要加派。
但是换成白银就简单多了。
大明每年从南衙取400万石的漕粮，南衙地方很多官员，都是带着白银到松江府，直接购买舶来粮，粮食连船都不下，直接入京，这样一来，地方衙门也卸下了沉重的运费负担，当然这个钱，四差银、丁徭银，还是要收的，只不过都落到了地方衙门的口袋里。
由大明朝廷的基本运行逻辑可以看出，朝廷、官府，就只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统治工具，而大明的统治阶级非常明确，世袭官和官选官，和诞生官选官的乡贤缙绅、势要豪右。
而国朝这个工具，既可以捞取利益，也可以确保自己的社会地位。
一条鞭法，就是要动势要豪右、地方衙门的蛋糕，是统治阶级的内讧，这种程度的矛盾和冲突，阎士选选择离开，是审时度势，也是无奈，他阎士选要是王崇古的族党，而不是普通的晋党，他也敢在上海县战斗到最后一刻！
“阎士选的逃避并不可耻，因为他是在知道了姚光启来到了上海县后，才选择了离开，这也是一种负责。”朱翊钧亲自给阎士选写了一封信，勉励他到了杭州府后要好好干，随着书信一起送到的，还有刚刚印出来的《官场纪实：从入门到权倾一方》。
这是肯定，也是勉励，相比较松江府这个第一战场，浙江这个第二战场同样重要，浙抚朱纨、李天宠、胡宗宪先后在浙抚的位置上，因为平倭而死，无论是严党还是清流，在嘉靖年间，只要平倭，都要死。
所以，阎士选到杭州做知府，也不能放松警惕。
阎士选不是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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