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产出就是我国全国范围内的方言声韵数据库，包括声母采集，韵母采集，声调采集三个大的部份，建立起一个目前全量范围的汉语声韵体系，并且利用计算机技术，找出组音的规律。”
“现在学界有一种倾向，不好的倾向。”周至说道：“虽然1940年代以来，以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为首，致力于上古汉语音系的研究，到今天逐渐发展壮大，已经形成了一套另辟蹊径，独特而宏大的研究体系，但是依然存在诸多的问题。”
“高本汉引入的方法很独特，是基于比较上古押韵模式、中古韵书和与其他语言的比较进行的。自他之后一般使用的方法是，将《诗经》韵脚、通假字等共时证据与《切韵》（601）等韵书记录的中古汉语进行历时比较，不过这并不利于音位分析。补充证据有其他汉藏语系语言的同源词和闽语读音、外语地名的早期音译、临近的苗瑶语系、台语支和吐火罗语族的早期借词等。”
“尽管各家拟音所用的记号大都相当不同，许多细节也仍有大量争议，绝大多数较新拟音在核心问题上达成了某些一致。起码在1970年代达成了一些共识，包括上古汉语的调音部位比中古汉语少、拥有清响音、存在唇化软腭音和唇-喉声母、韵尾辅音由多变少。”
“近些年来，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六元音系统与重组的流音系统。早期的拟音大都假设了浊塞音韵尾以解释入声字和其他字在押韵中的接触，但许多研究者现在相信上古汉语缺乏声调，中古汉语声调因韵尾处别的辅音的脱落而产生。”
“而我们经过普遍性的调查后，对于这个观点我们并不赞同。”
“不够上古汉语的依据我们先不说它，毕竟上古汉语拟音的主要依据，是七世纪中古汉语、汉字和公元前十至七世纪的《诗经》的押韵模式。其他种类的证据不大综合，但可以很有价值，如闽语、早期地名音译、与邻近语言的早期借词、亲缘语言的同源词等等。”
“但是仅就《诗经》来说，是否存在声调的问题也是不容讨论的，就好比‘施氏石狮’，汉语单音组字情形下要再不区分声调，文义都无法表述了，这与汉语语音的生成逻辑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违背。”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形，我认为还是受了国外研究者的影响。”周至说起这些来就开始滔滔不绝：“高本汉、王力、蒲立本、李方桂、白一平，雅洪托夫、郑张尚芳和斯塔罗斯金，他们其实都犯了一种错误，或者说力有不逮的缘故，导致了他们更多是在进行理论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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