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和政治阴谋之中。
蒋中正前两次召见他都没有回应。那两封电令措辞严厉,近乎最后通牒,但史迪威以“缅北战事紧要“为由搪塞了过去。他知道一旦回到重庆,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政治审判,蒋介石会利用豫中会战的惨败来推卸责任,会将中国战区的溃败归咎于他这个“不服从命令“的参谋长。但这一次,蒋中正是破天荒以主的名义要求他务必回去——“以主的名义“,那个信奉基督教的委员长,在电报末尾罕见地加上了“God bless you“和“盼即来渝共商国是“的字样。这就不能再拒绝了,加上他也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危机程度,把握好摊牌时机——那个在他心中盘算了数年的、关于夺取中国战区指挥权的终极计划。史迪威便趁战事间隙,乘坐那架“C-47“匆忙飞了过去。
当时毕竟是当着面说话,史迪威自然客气了些。黄山官邸的会客厅冷气开得很足,蒋介石穿着那身标志性的黑色中山装,坐在一张宽大的皮沙发上,面容比上次见面时更加消瘦,眼窝深陷,像一位在长途跋涉太久的旅人,精神的疲惫一眼可见。宋美龄坐在一旁充当翻译,她的英语流利而优雅,但史迪威能听出那优雅背后隐藏的锋芒。蒋中正这次急召,主要是为了给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争取更多的飞机、补给和燃油,支援局势继续恶化的豫西战场。陈纳德——那个留着小胡子、总是叼着雪茄的“飞虎将军“,蒋介石的宠儿,史迪威的眼中钉——他的航空队像一头饥饿的巨兽,每天消耗着数千吨燃油和弹药,却在豫西战场上空显得力不从心。
史迪威也清楚日军来势汹汹,中国战区情况很不妙。洛阳已经陷落,长沙正在告急,横山勇的“一号作战“像一把锋利的武士刀,正朝着中国的心脏地带一寸一寸地切入。便同意将储存在成都仓库中,用于马特霍恩计划的油料和弹药分拨一部分给陈纳德。那个“马特霍恩计划“是B-29轰炸日本本土的绝密行动,每一滴燃油、每一发炮弹都经过精确计算,从驼峰航线上用生命换来的。将这部分物资转给陈纳德,等于从史迪威自己的战略储备中割肉,但他不得不做——这是交换,是筹码,是向蒋介石展示“合作诚意“的姿态。
史迪威再告诉蒋中正,眼下中国驻印军在他指挥下在缅北取得的进展是惊人的——孙立人攻占西通,胡素和潘裕昆在密支那浴血奋战,滇西的Y军正在翻越高黎贡山。这和蒋中正领导下一再溃败的中国战场形成鲜明对比。他说这话时,语气平静,甚至带着一种学术性的客观,像一位教授在点评两份截然不同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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