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阿萨姆邦，利多基地，美军军官宿舍区。
杨希真正坐在床边，手里捧着一个相框，出神。
那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木质相框，胡桃木色，边角已经磨得发白，玻璃上有一道细微的裂痕——那是两年前在胡康河谷的一次日军炮击中，被震落的钢盔砸中的。裂痕从右上角斜斜地划过，恰好横贯在照片中男人的左肩上，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照片里，年轻的妻子穿着月白色旗袍，怀里抱着一个裹在襁褓中的婴儿。那是儿子百天时唯一留下的全家福，摄于1937年的上海法租界。照相馆的灯光很暖，妻子的笑容很浅，嘴角边有一个小小的梨涡。婴儿的脸蛋胖嘟嘟的，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小手却攥着母亲的衣襟，仿佛预感到即将到来的分离。
杨希真看着看着，眼眶不自觉地热了。
离1937年秋天，淞沪会战爆发快七年了。他以为日本人很快会被打退，以为年底就能回家，听见儿子叫第一声“爸爸“。
但他再也没有回去。南京沦陷，武汉失守，长沙大火，他跟着部队一路西撤，1942年，他跟着杜聿明的第5军走进了野人山，那是一场地狱般的撤退——蚂蟥、瘴气、饥饿、日本人的追兵。他亲眼看着同行的伤员在沼泽里沉没，看着护士被毒蛇咬死，看着军需官为了半包饼干开枪杀人。
最近，除了时不时被野人山的梦魇缠着——那些湿漉漉的、绿色的、充满腐烂气息的梦境——他还常梦见家人。梦见妻子抱着儿子站在码头上，轮船的汽笛声悠长而凄凉；梦见儿子长大了，会跑了，会叫“爸爸“了，但脸始终是模糊的；梦见那间公寓的阳台上，妻子种的那盆茉莉花开了，香气飘进屋里，然后警报声响起，一切都消失在火光里。
每当想起他们，那种锥心撕裂的痛意就会涌上心头。不是那种剧烈的、一次性的疼痛，而是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地漫上来，浸透了五脏六腑，让人喘不过气来。
良久，杨希真才把相框轻轻放在箱底。
那是一只标准的军用帆布行李箱，橄榄绿色，边角包着铁皮。他打开箱盖，箱底已经铺了一层柔软的衣物。他把相框平放在最底下，用手掌轻轻抚平相框周围的褶皱，仿佛在为一段旧时光整理遗容。
然后，他拿出那本《战法》。
书很旧，蓝布封面，线装，书页泛黄发脆，边角卷得像海浪。这是他从国内一路带到缅甸，又从缅甸带到印度的。书名是毛笔手书的两个大字——“战法“，扉页上有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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