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着日军的空袭。
但这一切，都与他此刻的心境无关。
近来美国人持续给他施加政治上的压力，以释放中共军事力量联合对付日本人为名，准备派员到延安与中共接洽，摆明对他领导的国民政府和掌控的军队不再放心。
罗斯福总统的特使赫尔利、华莱士副总统的访华、史迪威将军的强硬要求……每一次，都是对他权威的挑战。美国人似乎忘记了，是谁在1937年率先举起抗日的旗帜，是谁在八年抗战中承受了最惨重的牺牲，是谁用血肉之躯拖住了百万日军。
他们只看到了中共的游击战，看到了延安的“民主气象“，看到了一个可能替代他的选项。他们不明白，或者说不想明白，中共才是他最大的敌人，是比日军更可怕的威胁。
他心里明白相对日本人，中共才是心腹大患。
日本人不过是要土地、要资源、要称霸东亚。他们是可以谈判的对手，是可以交易的敌人。抗战胜利后，中日之间可以划定势力范围，可以签订和约，可以相安无事。
但中共不同。他们要的是他的政权，是他的权力，是他的脑袋。1927年的清党、1934年的围剿、1936年的西安事变……每一次，都是生死存亡的较量。国共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只有你死我活。
日本人当下逼迫紧了，只能把滇西部队派出去应急。这是无奈之举，是权宜之计。只要打退了日军的进攻，打通了中印公路，获得更多的美援物资，他就能重整旗鼓，恢复元气。
但胡宗南部绝不能动。
那是他对付中共的最后一张牌。三十万大军，驻扎在西安至潼关一线，像一把悬在陕甘宁边区头顶的利剑。一旦胡宗南部调离，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就会像脱缰的野马，在华北、华中肆意扩张。那是比日军更可怕的心腹之患。
否则将来应对中共会很被动。
夜风渐凉，吹动他的长衫。他紧了紧衣领，却依然感到一阵寒意。这寒意不是来自山风，而是来自内心深处——对未来的恐惧，对局势的无力，对那些离心离德的下属的失望。
他想起孙中山先生的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但同志在哪里？那些真正的同志，那些为理想而战的革命者，大多已经牺牲在北伐和抗战的战场上。剩下的，或腐化堕落，或各怀鬼胎，或明哲保身。他就像一位孤独的棋手，面对满盘乱局，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帮手。
远处，传来几声零星的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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