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晴接过这幅画，用手在画面上轻轻抚过。她抚过那些腐烂的旧根，抚过那些从旧根中间穿过去的新根，抚过那些小箭头和铅笔写的小字。她说这幅画让她想起了她父亲——他也是一个数学老师，在小县城教书，一辈子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他死后留下了一本习题集，最后一页上写的那句话——那个被虫蛀了一半的“计“字——现在还夹在韩部长的抽屉里，和一个国家的临界阈值公式紧挨在一起。她说这句话大概比她父亲一辈子教过的所有课都活得更久——不是因为它写得好，是因为它说的是真的。真的东西不需要被记住——它自己会往下扎，一年一年地扎深，然后在一个写字的人的抽屉里重新发芽。
周雨看着墓碑上刻着的外公外婆的名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妈妈以前告诉她，外公是一个从不发脾气的老人，他唯一的习惯是每天傍晚坐在书桌前改作业，用红笔在每一个错误旁边画一个极小的圈。她以前不太理解这个习惯的意义——现在她想，外公大概是在每一个学生做错的地方，用圈标注了“这个解法的第一步是从哪里开始的“。好的数学老师不是找学生的错误，是找学生走岔路的那个转折点，然后在那个转折点上画一个圈，让学生自己去看到自己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走偏的。
林晚晴说对。她父亲从来不说“你错了“——他只是用一个圈，标注出“如果从这里重新开始会怎么样“。他说这句话时声音很低，像是在和自己说话。周明远站在她旁边，把她的手从上往下抚了一遍——从手腕到指尖，抚过那些因反复握粉笔而磨出的茧。他说这个习惯他在韩部长身上也看到了——不是改作业，是在每一个制度漏洞旁边画圈。父亲用红笔在学生错题上画圈，韩部长用铅笔在临界阈值上画圈——两个人用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领域，做了同一件事：在错误最容易扩散的地方做出标注，让后来者知道从什么地方重新开始。
扫墓结束后，三个人在公墓外的一条小河边坐着吃带来的三明治。河水很浅，能看到河底的鹅卵石和偶尔游过的小鱼，阳光在水面上碎成无数块晃动的光斑。河对岸是一片还没抽出新叶的杨树，光秃秃的枝条在清明时节微凉的风中轻轻晃动。
周雨把最后一块三明治塞进嘴里，用手背蹭了蹭嘴角的碎屑，说清明有一个地方和冬至一样——冬至是一年里黑夜最长的一天，但从这一天起白天越来越长。清明是给已逝的人过的，但从这一天起新芽越来越多。冬至在说“光快要回来了“，清明在说“根从来没有走“。林晚晴看着她，想了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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