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地写着“数学备课笔记”和年份，纸页已经发黄，边角被翻得有些发毛。他翻开其中一本，看到父亲用蓝色圆珠笔写下的教案——每一个定理的证明步骤都写得很详细，旁边用红笔标注了学生容易出错的地方。父亲的笔迹和他记忆中的一模一样——收笔处微微用力，在纸面上留下极细的凹痕。他在某一页上看到父亲写道：“若a²+b²=c²，则三角形为直角三角形。此定理之逆亦真。请同学们自行证明。”他在“自行证明”下面画了两道线——是父亲惯用的批注符号，表示这是重点。
他把备课本合上，放在一边。然后在箱子的最底层碰到一本薄薄的线装书。封面的边缘已经磨破，用透明胶带补过，透明胶带已经发黄，边缘翘起了一小角。他认出了这本书——这是他很早以前买的《庄子》，那时候他刚从科学院调来教育部，对政策制定还一无所知。他翻开书页，纸页在手指间发出干涩的沙沙声，在《逍遥游》那一篇的空白处，夹着一张发黄的便签。便签上只有两个字——“爝火。”字体是他自己的笔迹，但比他现在的字更小、更拘谨，像是写这两个字时心里还在犹豫。便签边缘被透明胶带粘在书页上，已经发黄，但字迹依然清晰。
他把便签拿起来，翻到背面。背面是空白的。他拿起钢笔，在便签背面又写了一行字：“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不是要与日月争辉，而是要证明夜不是唯一的存在。赋分制是爝火。临界阈值是爝火。父亲习题集最后一页的那行字也是爝火。”
他写完之后靠在椅背上，沉默了很久。窗外长安街上，立冬前的晚风正吹过梧桐树光秃秃的枝条。那些枝条在暮色中轻轻晃动，和他多年前在科学院数学所出租屋里第一次推演临界阈值公式时看到的那棵梧桐树是一样的——每一年秋天都会把叶子落尽，每一年春天都会重新发芽。
他把《庄子》合上，放在书架上，和父亲的习题集并排。两本书紧挨在一起——一本发黄脆裂，虫蛀的边缘微微卷起；一本被透明胶带补过，封面褪色。中间隔了两代人的时间，但在书架的同一格，它们紧挨着彼此。习题集最后一页是父亲用蓝色圆珠笔写下的那句话——“数学里没有真正的末位，因为总有一个解法的第一步不在统计中。”《庄子》中间夹着的是他用铅笔写下又被钢笔追认的“爝火”。两代人，用不同的语言，回答了同一个问题：在末位不可避免的排序中，人如何守住自己不被定义的那一部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长安街上，华灯初上。梧桐树光秃秃的枝条在路灯下投出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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