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然后用来论证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的孩子上手术台——”她停了一下，抬眼看向孟正则，“那恕我无法认同。如果这就是‘不保守’的代价，那我们宁肯继续‘保守’下去。”
孟正则沉默了好一会儿，最终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需要数据。”
方涵没有再看他。她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坐下来。但她攥着笔的手指还在轻微地发抖——不是害怕，是愤怒。
赵豫章在方涵说完之后没有立刻接话。会议室里的空气像一根被绷到了临界点的弹簧，没有人敢再往上加一丁点重量。他低头看了几秒面前的笔记本，然后抬起头，环视长桌。
“今天的讨论，从数据、产业、教育、伦理等不同维度，都做了比较充分的陈述。不同意见的碰撞本身就是联合会议的职责所在。”他的开场白很平，语气没有偏向任何一方，但每一个字都落得很稳。
“有几件事我想先澄清一下。首先，赋分制自实施以来，在国际上确实引起了一些讨论。有的报道称其为‘技术保守主义’，有的称其为‘全球最严格的青少年神经技术监管措施’。这些是国际媒体的评价，不是合众国政府的自我定位。我们今天不讨论‘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赋分制在事实层面是否起到了保护青少年的作用，以及这个作用是否与保持竞争力的目标可以兼容。”
“第二，孟部长提到的‘国际实验数据积累’的问题。我不否认这方面的情报，也理解工信部在推动产业发展的立场。但获取数据的方式必须符合现行法律。数据可以积累，实验可以开展，但这些行为必须在伦理委员会审查和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这是在生物医学领域的一贯原则，不会因为竞争压力的增大而改变。方涵同志的追问，我认为提得很好——‘想办法’这个词的分量，我们每一位都需要掂量清楚。”
他翻到笔记本的另一页，手指压在上面，抬起头时目光变得更沉了一些。
“今天这场辩论，表面上是关于赋分制要不要放宽、少年班要不要开一条缝。但往深里说，它触动了一个比技术政策更根本的问题：我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他从面前的文件中抽出几页泛黄的笔记，纸张边缘卷曲，字迹有些褪色，但显然被他反复翻阅过，折痕处用透明胶带小心地贴过——那是他私下整理的儒家经典笔记，不是会务组准备的会议文件，是他这些天为这场辩论自己翻出来温习的旧笔记。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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