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她到得很早。实验室里只有她一个人，空调出风口发出低沉的嗡鸣。她走到自己的工作站前面，把昨天没有跑完的那组映射算法重新调出来。屏幕上弹出了安德斯·林奎斯特昨天下午发给她的内部备忘录。这封备忘录措辞极其礼貌，每一个词都经过外交级别的推敲，但核心意思很明确——既然意识映射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身上已经通过了原理验证，为什么不在健康志愿者身上测试增强效应？备忘录的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伦理不应该成为技术进步的刹车，而应该是方向盘。”
她读到这句话时，手指在触控板上停了一下。这句话听起来太合理了——合理到让人很难立即指出问题所在。方向盘只能决定往哪个方向开，不能决定要不要开。而“要不要开”这个问题，不应该由任何一个坐在方向盘后面的人单独回答。
她给周明远写那封求助邮件是在一个凌晨。她花了很多个深夜反复修改那封邮件，删掉了所有过于情绪化的措辞，把技术描述压缩到最精确的程度，在结尾把“我想见你”改成了“你还记得自己敲枕头的夜晚吗”——又删了，再改成“那个在凌晨敲枕头的人，现在还好吗”——又删掉，最后写的是：“如果你来，至少你可以亲眼看到，我正在做的事情离你当初经历的那一切，还有多远。”她按下发送键之后盯着屏幕上“已发送”的提示看了很久。她不确定这封邮件会不会被回复——不是不信任周明远，是不确定他在回调之后的长期稳态中，还愿不愿意重新接触与神经技术有关的任何事情。
回复来得比她预想的更快。只有几行字：“我会去新加坡。不是去做被试。是去看看。然后自己走回来。”张薇读了三遍。第一遍读到“不是去做被试”，第二遍读到“是去看看”，第三遍读到“自己走回来”。每一遍都在不同的词上停顿。她把邮件标记为重要，然后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新加坡清晨的阳光穿过菩提树叶洒在中庭的地面上。
和这封回复几乎同时到达的，是另一封邮件——来自玛丽亚·冯·舍勒。张薇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玛丽亚·冯是欧盟《神经权利多边化框架公约》的首席伦理顾问，在神经伦理学领域颇具影响。她最近发表的一篇关于“意识映射与人格同一性”的长篇论文，逐条分析了意识映射技术对现有法律框架中“人格”定义的挑战——如果一个人的海马体-前额叶网络的时空放电模式可以被完整映射到机器上，那么法律上“这个人”指的是原来那个有身体的人，还是机器上那个正在运行的结构？论文的结论很克制，只是说“目前的法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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