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革履的男人低声交谈。他没有看何春生，何春生也没有看他。两个人站在同一片台阶上，中间隔着十几米的距离，各自等着同一扇门打开。
方览到了。她从出租车上下来，手里拎着那个印着某律师事务所标识的公文包，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她今天穿了一件藏青色的西装外套，里面是白色衬衫，领口别着一枚极小的银色胸针。她走到何春生面前，和他握了握手。何春生把帆布袋里那份塑料文件袋递给她，她接过去，打开来快速翻了一遍，点了点头。
“今天的庭审会围绕排异反应发生率数据进行质证。法院上次确认了数据关联性，今天我们要让合议庭看到——他们自己统计的数字，和他们公开承诺的‘极少数’之间，到底差了多少。”她把文件袋夹在腋下，推了推眼镜，“另外，智桥科技可能会尝试从统计方法上质疑脱敏数据的完整性。他们说脱敏后失去了统计上下文，无法直接和说明书的措辞进行对比。我们的策略是——不纠缠统计方法，重点在于：他们自己内部统计到的发生率，无论怎么定义‘极少数’，都已经超出了普通消费者在看到这个词时的合理预期。”
何春生点了点头。他想起女儿的早餐桌上那个被反复摩挲的杯子边缘，想起她凌晨四点醒来盯着天花板的样子。他这些年学到了一件事：有些伤害不需要用痛苦的表情来证明自己受到了伤害。它只需要被持续地记录——每一次排异评估报告上的诊断结论，每一次手指不由自主的动作，每一个凌晨四点的清醒——这些记录本身就是在说“这不正常”。而今天，法庭要决定的是：当一家公司把不正常的事情用“极少数”来定义时，那些没有被“极少数”囊括进去的人，应该找谁去讨还。
庭审在第三审判庭进行，还是那间法庭，还是审判长秦砚坐在法台上。她的声音和前两次开庭时一模一样——平稳，咬字清晰，每一句都像是已经在纸面上预先写好的。旁听席上坐了比上次更多的人，何春生看到了几个认识的面孔——苏瑾坐在最后一排靠走道的位置，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还有几张他不太确定是谁的面孔，大概也是智桥科技产品的用户家属，从别的渠道听说了这个案子，今天特意赶来旁听。他没跟苏瑾说话，只是往那个方向微微点了点头。苏瑾没有回应，只是把笔记本翻开，旋开笔帽。
方览站起来，从档案袋里取出法院那份关于脱敏数据审查结论的书面通知，将关键段落逐字朗读。然后她出示了一份由独立统计专家出具的数据分析意见书——这份意见书是她在过去几周里委托一家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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