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为赋分通道占总招生名额的预估上限，最终数值以教育部正式文件为准。”
没有人知道这张表格是真的还是假的。但它在各个群里被转发、讨论、拆解、恐慌。一个家长在朋友圈里写：“百分之四是什么意思？一百个义体考生里只有四个能上清北？那我孩子如果不做植入，走普通通道是不是反而更容易？”另一个家长在评论区回复：“走普通通道的前提是你的孩子能考过那些没被赋分制限制的普通考生。但如果其他普通考生里也有不少人偷偷做了植入但没有被统计到呢？你怎么知道你孩子的竞争对手是人还是芯片？”
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它像一块扔进池塘的石头，激起的不是水花，是淤泥。
而在苏州工业园区那间租期只剩三个月的实验室里，陆沉正在显微镜下逐层拆解一枚从回收渠道拿到的“竞”字版芯片。他的实验室很小，两张工作台，几台自行改装的神经信号解码仪，墙上的白板写满了参数权重公式。窗外是苏州夏日的清晨，阳光照在工业园区平整的草坪上。他不在乎赋分制。从昨晚看到新闻到现在，他只在工作日志上写了一行字：“政策波动不影响核心变量。终端用户需求将继续推动产品迭代。”他不认为赋分制会阻止他的技术扩散。不是因为他有把握绕过政策，而是因为他认为他做的事情和高考无关。他的真正目标从来不是帮孩子多考几分，而是更根本的认知架构重构——让人类的大脑学会用另一种方式处理信息。赋分制能阻止孩子用接口背答案，但阻止不了他用接口重新定义“背答案”这个动作本身。他甚至觉得，赋分制可能会反过来帮他的忙——让对技术绝望的家长转向真正的底层革新。
而在北京，韩世清正在办公室里看同一份舆情。秘书每隔一小时给他送来一份最新的热搜监测报告。他看到“百分之四”那张假表格时，眉头皱了一下。他想知道那张表格是谁做的——不是因为它捏造了数据，而是因为捏造的数据在某个方向上歪打正着地接近了内部讨论时的一些初步测算。这张表格最危险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它让一个还在讨论中的、从未被批准公开的思考方向，以一种扭曲的形式暴露在了公众面前。他给办公厅打了个电话，声音很平和：“通知各平台，关于赋分制具体比例的虚假信息，一律删除。另外，从今天起，任何关于赋分制的讨论，平台必须加注‘信息未经核实’的提示标识。自媒体发布相关分析，需提供作者的真实身份和资质备案。”他没有说这是“扼制言论”。他说的是“规范信息发布秩序”。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两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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