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〇年春天，闾珣八十岁。
他把儿子张明远叫到纽约。张明远从洛杉矶飞过来，推门进办公室的时候，闾珣正坐在母亲坐了半个世纪的那把旧藤椅上。
藤椅的坐垫已经被磨出了母亲身体的形状，扶手上她手掌磨出的那两道印痕还在，颜色比旁边的藤条深了一层。他闭着眼睛，手指搭在扶手上那两道印痕上，像是在摸一件很旧很旧的东西。
窗外哈德逊河上的渡轮正在缓缓驶出港口，阳光从西窗斜射进来，落在办公桌上那只大算盘上。骨珠泛着暗金色的光泽，最右边那颗微微凹进去一圈——那是母亲拨了大半辈子磨出来的凹痕。
“坐。”闾珣睁开眼，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那把椅子是他当年接印章时坐过的，椅面已经被磨出了浅浅的印子。张明远坐下来，看见父亲面前摊着一份手写的文件——那是奶奶修订的基金会章程原件，纸张已经泛黄，边角磨出了毛边，第一条用红笔圈了好几道。旁边放着一个长条木盒，木头的纹理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边角也被摸得光滑了。
闾珣打开木盒，取出母亲用过的那支铅笔。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拿起一件容易碎的东西。笔杆上的漆已经磨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木纹，被手指攥了几十年，攥出了包浆，温润光滑，像一颗拨了几十年的算盘骨珠。笔杆中间有一圈浅浅的牙印，凹进去几毫米——那是她翻账本时咬出来的。
他小时候坐在母亲旁边打算盘，每次抬头都看见她把笔杆咬在嘴里，眼睛盯着账本上的数字，眉头微蹙，像是在验每一枚铜板的分量。后来笔杆裂过一次，他用细铜丝在裂口处缠了两圈，铜丝也磨得发亮了。笔尖磨得很短了，但削得尖尖的——她每次削铅笔都削得一样尖，说铅笔尖了字才端正。
“这是你奶奶用过的笔。她咬着它翻了几十年账本，从芝加哥钢铁签到基金会最后一份拨款单。”他把笔递给张明远，“你先看看。”
张明远接过笔。他的手指正好按在那圈牙印上，凹痕贴着他的虎口，像是笔自己找到了手的位置。他想起小时候奶奶握着他的手教他写名字——奶奶的手很瘦，骨节分明，但握笔的时候力道刚刚好，不松不紧，让笔在他手里稳稳当当。她说话的时候铅笔在他手里轻轻震动，那圈牙印硌在他的虎口上，跟现在一模一样。
“把你奶奶的基金会章程第一条，用这支笔默写一遍。”
张明远低下头，把那页白纸抚平，端端正正写道：本基金会以资助乡镇教育为宗旨，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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