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超出公司自有资金占比上限。本风控部门已履行告知义务。他把这行字看了很久。彼得森签了字，但他在签字之前把每一个该说的话都说了，每一句都写在纸上。风控没有失职，失职的是签字的人。
他把所有档案读完，然后坐下来写了一份完整的失败分析报告。报告从第一笔追加开始逐笔复盘，把每一次决策的依据、当时可获得的风险信息、以及他本人未采纳风控建议的原因全部列出。
他用的是母亲当年查帅府账房亏空时的办法——不是看总账，是追原始单据。每一笔追加的采购单、审批单、风控意见、董事会记录，四单对不上就不往下一页翻。他在报告里写道：墨西哥湾项目初期判断正确，但在成功之后对风险信号的敏感度显著下降。
第二笔追加时忽视了明确的政治风险预警，第三笔追加时越过自己划定的风控红线。决策失误的根本原因不是信息不足，是选择性失明——在成功的惯性中只看见支持自己判断的数据，忽略了反对自己判断的信号。
报告的最后一页是一张表格，左边是每一个决策节点当时可获得的风险信息，右边是他当时的判断。每一栏右边都有一行用红笔写的字：判断错误。不是别人错了，是他自己错了。每一个字都端端正正，跟母亲在帅府查账报告上写的字迹一模一样。
他把报告递交给董事会。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有人低头翻着那份厚厚的报告，有人在看墙上挂着的三签制原件。那张泛黄的纸已经挂了三十多年，上面的铅笔字迹还是清清楚楚——申请的人知道需求在哪里，审批的人知道库存有多少，验收的人知道标准是什么。三把锁，缺一把都不行。
闾珣站在桌前，没有多解释什么，只是在散会前说了一句：这份报告锁进铁柜子，以后任何人都可以调阅。墨西哥湾项目的档案不销毁、不封存、不找借口。
会后他启动了一系列收缩策略。出售部分非核心资产弥补损失，将投资重心回归到航运和钢铁——母亲当年与科恩建立的交叉持股架构。
这个架构他用了二十年，知道每一根柱子的承重是多少。他没有急着寻找下一个大项目，而是把芝加哥钢铁和大西洋航运最近三年的报表重新翻出来，逐月核对库存周转天数和燃油补给周期。这两个数字他拨了几十年的算盘，拨下去的那一声脆响从来没有骗过他。他重新校准了基金会的风险敞口，把仓位上限从建议书封面那行红字重新抄了一遍，贴在办公桌玻璃板下面。
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把那份失败分析报告锁进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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